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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药

Mar 27, 2020, 14:30 PM

  文/张宗子

  周作人的文章里有好几处讲到毒药,如《碰伤》:“佛经里说蛇有几种毒,最厉害的是见毒,看见了它的人便被毒死。清初周安士先生注《阴骘文》,说孙叔敖打杀的两头蛇,大约即是一种见毒的蛇,因为孙叔敖说见了两头蛇所以要死了。但是他后来又说,现在湖南还有这种蛇,不过已经完全不毒了。” 上世纪50年代闹“百花齐放”,他写了短文《谈毒草》,刊登于著名大报上,针对“花里边有毒草,不应该放”的言论,提出不同意见,说“毒草如有花,应当一律开放,参加比赛,如毒草没有花,那就没得可放,不关它毒不毒。”文章只三段,中间一段稍稍发挥说:

  “《本草纲目》中毒草列为一卷,共有四十七种,是乌头、附子之属,也有钩吻即野葛,不曾看见过。大凡毒草的毒,都在花叶根实的一部分里,送进嘴里去吃了,这才发生效力,光是眼睛看了会中毒的,如佛经里所说的‘见毒’的东西,那是没有。那末无论它是什么毒草,拿来瞧瞧,总是无妨的。”

  以他的阅历和见识,忽然谈起毒药来,也算用心良苦了。

  两文都说到“见毒”是最厉害的一种毒,然而事实上不存在。还珠楼主和金庸的小说中写了种种匪夷所思的毒药,没有一种能和“见毒”相比,就连类似的也没有。武侠小说迷给金庸书中的毒物排名,取意各别,弄出很多版本,但排名的标准不外是,一要毒性强烈,像《射雕英雄传》里欧阳锋的蛇毒,倒进海里一点,就毒死了一大片海域的所有鲨鱼,二要使中毒者死得痛苦,如《笑傲江湖》中三尸脑神丹之类控制他人的药物,发作时若无解药,“小虫钻入服食者脑内,食其脑髓。其人行动比然如妖魅,狂性大发,痛到极点连自己的妻儿老小也咬来吃,连疯狗也自叹不如。”第三其实是最阴狠的一点,是要使人在不知不觉、毫无提防的状态下中毒,比如《飞狐外传》里的七星海棠,制成毒药后无色无嗅,再聪明和警觉的人,也难免中招。这样的毒药,比下蛊还恐怖。

  西方人提起埃及女皇克丽奥帕特拉的以毒蛇啮咬自杀,意大利波尔吉亚家族对毒药的无比热爱,好像那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事,但在中国古代历史和小说中,以毒杀人一点也不优雅。行凶者使用最多的,还是朴实无华的砒霜。胜过砒霜的当然有,多半不易得,只有大人物才玩得起。宫廷里动不动把人鸩杀,我至今不知道这种羽毛具有奇毒、放在酒里涮涮就把佳酿变成了毒汁的怪鸟,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说它是山海经中的那些珍禽异兽吧,历代名人不少死于其毒;说它实有其物,今天的动物学家又没研究出个结论。大概在毒死最后一个大人物后,便绝灭了。鹤顶红与鸩毒并称,有人考证,就是红信石,还是砒霜一类。其他的,如传说宋太宗毒死李后主,用的是牵机药,即马钱子。人服用后,肌肉收缩,四肢如被牵引。这名字和李白笔下的断肠花一样,过于诗意了,因此很有些非尘世的意味。脚踏实地的土豪西门庆出手杀害武大郎,就想不到见贤思齐,提高文化档次,把事情做得体面些。

  《铁围山丛谈》卷一记载,政和初年,宋徽宗亲政之初,在宫廷各处巡视,熟悉工作,发现大内后拱宸门之左有一处库房,没有名号,只简单称为“苑东门库”,其中贮藏的,居然是两广和四川地区每三年一次贡献来的毒药。毒药按强烈程度分为七等,野葛、胡蔓等都在其中,大名鼎鼎的鸩不过位于第三等。头两等是些什么宝贝,作者蔡绦没说,只说最厉害的一种,鼻子一闻就死。这种毒物,和周作人耿耿于怀的“见毒”有得一比。

  愤世嫉俗者爱说人心最毒。这句话大约是从孔老夫子的“人心险于山川”引申来的。人心的毒,不在自身,否则,水浒里爱吃人心的好汉们早就死翘翘了,更别提还要烤著吃,烫著吃,刺身一样生著吃,吃出无数花样了。人心之毒,在于以己意害人,各种观念,各种情感,各种利害关系,都能驭使天下器物,为杀人的利器和毒药。

  小时候读家里劫后残存的旧书,对两种植物图谱印象最深,一种是救荒植物,一种是有毒植物,前者告诉我什么东西能吃,后者告诉我什么东西不能吃。人在世上,有什么比分辨它们更重要?毒药又何必是具体的物,它可以是任何东西。恶是毒药。被恶用的善,被冒用了名义的善,难道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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