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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暴力事件

Sept 6, 2019, 14:40 PM

  文/刘荒田

  我是小镇商人的后代,小时文弱敏感,循规蹈矩,打架绝非内行。1958年,我10岁,念五年级。正逢大跃进,常常停课,全班去逮老鼠和消灭水稻田的三化螟虫。那一年,我家所开的文具店已并入供销社,铺子空置。大跃进运动开始不久,供销社领导认为偌大的“红旗人民公社”没有一个书店不成样子,委派我那已调往别家糖烟酒商店的祖母回原来的铺子开书店。年过五十,只念过三年私塾的祖母一人包下全部业务。我每天放学,坐在柜台后面的高凳上,一边看店一边读书。祖母则趁机在铺子后面的厨房做饭。

  一天,我在学校和名叫光伟的同学吵了一架。他气呼呼地走了,撂下一句狠话:“过一会去你家算账!”下午,我回到家,照例高坐店里。光伟果然骂咧咧地驾到,他站在骑楼下,指着我大骂,历数十大罪状。罪该万死的一条,是不久前上山给小高炉运矿石,背后说他偷懒。我没理他,刚刚进了一批书,打开带油墨香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读得过瘾。光伟看无人应战,胆子大了,进店来,先是把书架上的书拔下,看我奈何不得,把书抛在地上。我警告他,他说:“偏这样,你来打啊!”多次靠近柜台,伸手抓我。

  我的脸涨红,在他最嚣张的一刻,拿起插在书架旁边的鸡毛掸子,跑出去。光伟个头和我相仿,但他因长年挨饿,手脚细瘦如竹子,衬得脑袋特别巨大。他看我疯一般逼近,不但没迎击,反而双手本能地抱住脑袋。我高高举起掸子,死命往他的头部打下,命中处是手指没有遮蔽的前额,一道血痕马上呈现。光伟躺在地上打滚,哀叫“打死人啦!”街上的,临近店铺的,赶过来看热闹。我没再打,被他吓着,只顾发呆。

  碰巧祖父从药材店下班,进门前看到这一幕,气坏了,一手抓住我的脖颈,一手拉住光伟的手,往公社管治安的“政法部”走去,说:“无法无天了!让干部治你们!”政法部的人看光伟的伤势不重,对祖父说,小孩子打架,警告一下得了。祖父把我和光伟放了。我飞跑回家,祖父在背后骂:“过一会收拾你。”但吃晚饭时他忘记了。

  这一过程,我50多年后依然记得清清楚楚。三年前,我去小镇旁边的村庄怀旧,邂逅光伟的90岁老娘,老人家告诉我,光伟在家呢。于是把光伟找来。光伟已不认得我,我向他详述那一次干仗,问他记得不。他搔着光头想了好久,最后说,一点印象也没有。也是这一次,从交谈中知道,他比全班男生足足大五六岁,当年因营养不良,他和同学们只有一个区别——字体硬朗老气,像大人写的。

  鲁迅在《风筝》里说到,他成年后忆及童年时撕毁弟弟的风筝,深深负疚,向弟弟道歉,弟弟却一点也记不得。我和光伟,与他们兄弟俩类似,原因何在呢?

  于我,因是一生唯一一次。于光伟如何?他四年级时是同桌,也是最好的哥们,一起去垃圾池挖地找废铁,卖给收购站。他父亲在省城一家泡水管工作,母亲随夫生活,他和祖母在家。五年级时在公厕写反动标语被抓,因是小学生免于被判刑。打架和吃苦是家常便饭,“那一次”并无多少独特性。

  倘若深究,“那一次”可曾对一生产生影响,检讨意识,并无头绪。(2019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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