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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性和记性

Mar 7, 2019, 13:35 PM

  文/鲜于筝

  “人老了,忘性大了,”这是父亲晚年常说的一句话。熟悉的什么人什么物什么事突然之间记不起来偏偏又不甘心记不起来而颠倒思索最后还是记不起来,于是父亲就会摇摇头叹一口气:人老了,忘性大了!现在这句话我遗传下来了。比如在集会场合,老熟人介绍我认识一位久闻其名而未曾谋面的新朋友,彼此相见恨晚,高高兴兴聊了几句。不料集会结束握手道别时,突然忘了他尊姓大名。糟糕,多不好意思啊!又不便再问,只能含糊过去,事后又去问老熟人:你给我介绍的那人叫什么名字,我突然忘了。唉,人老了,忘性大了!

  现在常苦于转身就忘。比如几乎三天两头要在家里找眼镜,眼镜取下来随手放哪儿了?转身就忘。于是我得好好回想,顺着时间的藤蔓往回找,从床头找到洗手间找到饭桌找到书架找到进门的鞋柜……终于,在窗台上或者在那个抽屉里找到。转身就忘,忘在家里还好,忘在外面十之八九就找不到了。雨伞每年起码丢一把,去冬以来,一顶帽子、一副手套忘在外面了。好几次拉了车上超市购物,最后提了购物筐结账,这才想起我拉来的车呢?于是满超市找车,好在车还不会有人偷。现在学乖了,把手拉车搁超市的购物车上,推了购物车转,手拉车丢不掉了。

  妻说:总有一天你连自己都找不到。我说,这也不稀奇。我給妻讲了两段真人真事:上世纪30年代,有一回大名鼎鼎的逻辑学家金岳霖给社会学家陶孟和打电话,陶家女佣问:您哪位?金一时间忘了自己的名字,只得说,不管它,你请陶先生接电话。女佣说:不行。金怎么说也不行,只得去问自己的车夫,车夫也说不知道。金说你没听别人说过?车夫说,只听人家叫金博士。这个“金”字总算提醒金岳霖找回了自己。抗战时期,潘梓年(哲学家,潘汉年的堂兄)在重庆一个签名场合,忘了自己的名字,旁边的人提醒他姓潘,潘问道“阿里个(哪一个)潘啊?”潘梓年是宜兴人。好像爱因斯坦也忘过自己的名字。不过金岳霖生于1895年,上世纪30年代,也就40上下;潘梓年,1893年出生,抗战时期能有多大岁数?都是壮年人。所以他们的忘性,并非因为“人老了,忘性大了”,是另一码事,不在此例。

  人老了,忘性大了。父亲说的也就是日常生活里的忘性。但父亲对有些事情却是忘性不入,记性不败。70年代末,我回到江南,父亲让我和南京大姐到吴江去看一次祖坟,自土改以后,父亲再没有踏上那片故土,在父亲眼里那是伤心地。然而父亲竟然清清楚楚画了一幅祖坟的路线图给我们,供我们“按图索骥”。原来父亲记得很清楚,没有忘性,只有记性。父亲去世的前一年,85岁,他向我交代后事,该记得的,他都记着呢。他最后说,吴江跟我们没有关系了,但我知道父亲忘不掉吴江。人老了,忘性大了。记忆的树上日逐有忘却的花瓣陨落逝水。我将坦然面对我的忘性,因为我相信记忆的树上还有着不败的记忆的花蕾。

  忘性和记性,一对相辅相成彼此博弈的难兄难弟。在这场博弈中,忘性在我近期记忆中胜出,但在我的远期记忆中记性战胜了忘性:从儿时的细碎往事,到此生青年、壮年、中年的世事沧桑、人生颠簸,不管是革命的亮剑留下的伤痕,还是大自然的风雪黄沙洒下的安慰,还有绵绵的亲情、友情、师生情都储存在我没有雾霾的脑沟里。

  想起了陈寅恪先生。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陈寅恪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有你需要的所有材料。这是陈寅恪先生的记性。

  该记住的交给记性,其余的琐碎让忘性去处理吧。(2019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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