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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 北平沦陷了——1937年到北平后的生活之七

May 18, 2017, 15:31 PM

  说来幸运也不幸运。幸运的是我们终于在1937年年初逃离了伪满统治的东北,不幸的是,在我们定居北平半年多后,1937年7月北平也被日寇占领了。奇怪的是,日本鬼子发动卢沟桥事变时,居住在北平城里的人却混然不知,一觉醒来,国土变色了。

  爸爸照样去上班,下班后回家告诉我们说,院方已得到通知,铁路学院的教学工作照常进行。我们的小学正放暑假呢。我们没敢出家门,所以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7月7日过后,街面上稍有改变的就是隶属政府的建筑上,都拿下青天白日旗,而易帜为五色旗。看到这面不伦不类的“国旗”,老百姓的心里极为反感。这时儿童们都手持木棍,嘴里喊着“我们是二十九军宋哲元军长的大刀队”。人人心里都种下“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怒火。

  8月底,小学开学了。第一天的朝会,由校长讲话。大概的意思是,我们隶属于美国公理会教会,学校方针大计应不受影响。嘱望大家应加倍努力学好知识,以报效祖国。同学们本想在他的演讲中听到更多的有关抗击日寇的呼声。但那是公共场合,校长虽是老国民党员,亦不敢多言。倒是分班回到教室后,教国文的吕老师义愤填膺地要求同学们在各方面抵制日寇的倒行逆施。说到悲愤处,他热泪盈眶,同学们也都掩面痛哭。甚至有人带头悄悄唱起《义勇军进行曲》。

  我们照常上学了,东四大街的商店也照常开门,看不到太大的变化。但令国人愤恨的事情还是接连不断地发生。一忽儿听到说华北组成了亲日的汉奸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是大汉奸王揖唐。还有教育总署督办是周作人(鲁迅的哥哥),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将军(北洋军阀),还有几位管健设的,管文化的督办的名字都记不住了。大街上很少看到日本兵。但是日本军官出现时都很警惕。例如,有一天早晨我上学时,刚好走到东四三条西口,正要往东四北大街右转去五条的学校时,突然戒严。这还是第一次遇到。有几个日本兵端着插上刺刀的步枪把街口堵住,穿黑衣的伪警察,大声喊着说现在戒严,谁也不能走出街口,等解除戒严后才可以通行。大家都不耐烦,小声地骂街。大约一刻钟的样子,日本兵宣布戒严解除。有人眼快,看到过去的是两辆三轮摩托车,荷枪实弹地飞驰而过,后面一辆挂著日本膏药旗的轿车里,坐的只是一个中佐军衔的官儿。有人小声骂,他X的一个中校来中国送死,神气什么,有种你下来!

  学校里的活动没太大变化,但师生的抗日情绪很高,例如国术课的白老师是地方上的一个行帮小头领,他除在校内任课,还有自己的武术社。他平常只教我们少年学生“行义拳”,可今年开学他改教我们练大刀,他只说练刀比练拳更有用,同学们各个心领神会。因为大家心里最深的印象就是二十九军宋哲元的大刀队,上课使用的是木刀,但心中似乎都有一个被砍的对象。

  我喜欢音乐课,老师是校长的儿子,燕京大学毕业,多才多艺。钢琴、手风琴、南胡、琵琶都会。还有付好嗓子,英文也极好。他组织了一个小乐队,除钢琴手,还要几个唱歌的。他选中三男、三女,我也被荣幸地选中。每周课后练习两次。记得第一次练的是一首钢琴曲小步舞曲,一首琵琶曲梅花三弄,两首英文歌曲:O Danny Boy,(混声合唱)和I love to Whistle(女声独唱)。准备了两周就去北平市广播电台录“儿童节目”。那天教务主任周老师,就是校长太太,音乐老师的母亲带队。队员们穿上整齐干净的服装,下午约4点,广播电台来巴士接大家,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里,登上车子,一路奔向西长安街路北的一所大院。第一次参加这种演出,觉得一切都很神奇。进得广播室后,就不许说话了,大约有三层门,墙上都挂著通天到地的厚绒毯子。因为天太热,又不通风,只好在演播室里放几大块人造冰来降温。演唱结束,大家到会客室集合,由广播台长给演出的同学发纪念品。我第一次拿到刻有广播电台演出纪念字样的铜墨盒,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每次上毛笔字课,我都带去向同学显摆。直到1940年小学毕业,我一共到广播电台演出儿童节目16次。这项活动为我日后的业余歌唱生活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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