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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抢犯变法学教授——肖恩·霍普伍德不可思议的人生转变

May 11, 2017, 14:44 PM
左图为霍普伍德年轻时照片,右图为他在乔治城大学留影。《华盛顿邮报》

左图为霍普伍德年轻时照片,右图为他在乔治城大学留影。《华盛顿邮报》

 

  他抢了银行,进了监狱,服刑期间改过自新,步上正途,出狱后获得了重生──乔治城大学法律教授。

█ 本报汪彦青综合编译报道


  在乔治城大学一场慈善募款篮球赛的休息时间,肖恩·霍普伍德(Shon Hopwood)告诉他的法律研究所学生,这和上次他在球场上打球的感觉完全不同:当时他在联邦监狱,打篮球必须戴上电子追踪脚环,以免球队脱逃,他的学生笑了。然后他跑回到法学院的球场,投进了胜利的一球。

  霍普伍德的新工作──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Georgetown University Law Center)终身职教员,只是这个不平凡人生的最新一个惊奇转折。过去20年,他抢劫了内布拉斯加州小镇银行;在联邦监狱待了11年;在狱中为同狱犯人递状上诉,因为论点精辟,两度获得最高法院受理;出狱后苦读,获得大学本科和法律学位;担任法院书记;出了一本自传;娶了家乡的爱人,组成了家庭。

  但这可能还不是他最受人注目的角色。由于狱中服刑的经历,让他对美国司法制度有著和其他律师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美国的严刑峻法,不但无助于减少犯罪,反而让人民动辄触法入狱,造成监狱关押囚犯人数不断增加,不但对个人和家庭,也对社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社会正义问题之一。”他说。美国人口只占全球的5%,但是囚犯却占了25%。“监狱、在家监禁、缓刑、假释统统加起来,大概有1000万人。这是个很大的数字。”几乎四分之三的囚犯出狱5年后又回笼了。他认为司法亟待改革,希望至少能改变部分情况。

  他最近在办公室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故事本身还在发展当中。”“我这些日子常常觉得我好像是活在另一个人的人生。”

 

霍普伍德和妻子安·玛丽(Ann Marie)、7岁的儿子马克(Mark)和5岁的女儿格雷丝(Grace)在华府家中。《华盛顿邮报》

 

  结伙打劫银行 被重判入狱12年

  肖恩·霍普伍德的人生一开始并这么不平凡。他的人生从内布拉斯加州一个2500人小镇的快乐童年开始,他父亲经营养牛饲料工场,并协助地方创建教堂。霍普伍德待人友好,广受欢迎,他对课业不感兴趣,但在篮球场上以高超的球技出名。

  他获得体育奖学金上了大学,但是因为他没去上课被开除,奖学金也没了。他加入美国海军,驻扎波斯湾,两年后因为受伤退役,回到了内布拉斯加,意志消沉、酗酒、吸毒,住在父母家里的地下室,在一家养牛场担任12小时的轮班,清理牛只粪便。

  一天晚上,他和好友在酒吧闲晃,朋友提议他们一起去抢银行。他说:“有何不可?”反正他没什么其他事好做。

  1997年8月,霍普伍德和朋友走进一家银行,汗流不已、心跳加速,他把金属工具箱丢到地上,发出巨响,从连身工作服里拿出步枪,把惊慌失措的银行顾客和行员锁进保险库之后,迅速带著5万元逃跑。

  他朋友和他都清楚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大错特错。朋友建议他们写一张字条,把钱送回去。他朋友拿了2.5万元,两人就此分手。可霍普伍德找了朋友、兄弟和兄弟的朋友接著继续抢了四家银行,他总共抢了20万元。。

  霍普伍德被判刑那天,30名家人站在他身后,大多在啜泣。他才23岁。法官理查德·科普夫(Richard Kopf)骂他是社会败类,虽然他所犯下的五件抢案,没人受伤,但是这种好莱坞电影里的动作情节──挥舞枪枝、命令行员趴地上或进金库,还有内布拉斯加历史上就是暴力抢银行猖獗,因此法官认为必须重判,以儆效尤。法官判他入狱12年3个月,出狱后还要监管3年。霍普伍德告诉法官,他要彻底洗心革面,科普夫轻蔑地说:“我猜我们大概13年后又会碰面。”

  狱中图书馆工作 对法律产生兴趣

  他被送到伊利诺伊州的联邦监狱服刑。在联邦监狱的第一天早晨,霍普伍德起了大早进行锻炼,看到两名同狱犯人把另一名犯人从单杠上拉下来,把那名犯人打倒在地,用铁头的靴子狠狠地踩下去,地上血流成池并混杂著碎牙。他立刻体认到,必须找个“避难所”,才不会性命不保。

  一开始霍普伍德在监狱的自助餐厅做清洁打扫工作。后来厌倦了清洁工作,2000年初一个朋友设法帮他转到法律图书馆。他说,一开始“我对法律没有兴趣,我对10条权利法案连一条都不知道。我一无所知。”但是2000年夏天,一个最高法院判决引起了同狱犯人的关注。霍普伍德解释,这个判决基本上是这样的:如果要将被告用较重的罪名判刑,检方必须要向陪审团证明这个罪名成立,不然就是要被告自己认罪。霍普伍德当初是以持枪抢劫罪名被判重刑,尽管他只承认非持枪抢劫。有了最高法院这个判决,他开始梦想著,也许他可以提早出狱。他想要提早出狱的原因之一,是他和家乡的一个女孩展开通信,谈起恋爱来。

  经过了两个月的研究,他寄出了上诉状,很快就有了回音:上诉状寄错法庭了。他重新寄出上诉状,遭原审法官科普夫驳回,因为新的判决不能回溯适用他的案子。

  尽管如此,他对法律产生兴趣了。霍普伍德开始觉得设法找出法律难题的答案是件乐在其中的事,而且并不困难。没多久,他就替其他狱友寄出备忘录给律师,建议采取的辩护策略,他还替狱友写上诉状。

  他的第三件上诉状是为一位上诉被驳回的狱友上诉最高法院。这名狱友名叫约翰·费勒(John Feller),他在2000年因为运送毒品被起诉,并判重刑。当费勒在2002年来向他求助时,霍普伍德还没帮狱友写过上诉最高法院的状纸,因此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了解最高法院和上诉程序。费勒之前是以宪法第五修正案所保障的权利被侵犯为由(警察逮捕他时没有告知他可以保持缄默)上诉,但是被驳回。霍普伍德研究后认为,费勒可以改用宪法第六修正案上诉,因为当初警察侦讯费勒时没有律师在场。

  帮狱友递状上诉 获最高法院受理

  霍普伍德经过多次草拟,字斟句酌,用监狱的打字机打出了要求重审的上诉状。几个月后,一天早晨他正在锻炼,一个犯人跑来找他,大喊:“霍普伍德,要死了!”他绷紧神经以为要来找他打架;他才刚逃过一劫,差点被帮派分子捅死。但是那个人拿著一份报纸,报道最高法院受理来自一个联邦监狱囚犯的上诉。

  2002年最高法院收到了7209件要求重审的上诉状,只受理8件,其中一件就是霍普伍德帮费勒撰写的,但上诉状上面看不到霍普伍德的名字,因为他不是律师。

  费勒听到消息时,已经转到其它监狱,许多律师都想替他辩护,希望能够一举成名。费勒以前的律师推荐塞斯·瓦克斯曼(Seth Waxman)。瓦克斯曼曾在克林顿总统任内出任副司部长。他是哈佛本科,耶鲁法律研究所毕业,名列最佳律师排行榜,曾在最高法院为五十多个案子辩护。他对在狱中服刑的银行抢匪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诉状印象深刻,立刻想要认识这名抢匪。“这是件论点精辟的上诉状。我告诉费勒,我愿意义务替他辩护,如果我们能够设法让这个叫霍普伍德的家伙加入辩护团队。” “我信任肖恩(霍普伍德),我通常不相信其他律师。”费勒对此没意见。

  于是瓦克斯曼和霍普伍德开始远距合作,瓦克斯曼位于华府的法律事务所把上诉状的草稿寄到伊利诺伊州的监狱,霍普伍德将修改意见标注在页面空白边缘再寄出。

  2014年1月最高法院一致同意发回下级重审。这件案子后来在下级法院几经周折,费勒的12年刑期减了4年,因为服刑表现良好加上戒毒成功,又减了两年。霍普伍德2008年获释时,费勒早已出狱,在内布拉斯加从事修理和买卖汽车行业,为了表示感激,费勒送给这位好友一辆豪华的黑色奔驰,霍普伍德结婚,费勒还担任男傧相。

  瓦克斯曼和霍普伍德因为这次合作,建立起友谊,并进而改变了霍普伍德的人生。

  帮助费勒上诉成功之后,其他狱友纷纷找他帮忙上诉,一次接十几个案子,他开玩笑说:“我在狱中开设法律事务所。”他把一本1650页的刑事诉讼程序教科书,从头到尾读了两遍。

  2005年,最高法院又同意受理霍普伍德所撰写的第二件上诉案,废弃下级法院的判决,发回重审。此外霍普伍德还帮助来自密歇根、印地安那和内布拉斯加州的狱友向下级法院上诉。他发现很多人被判重刑,往往是因公设辩护人的错误所造成,因为公设辩护人工作量过大,无法仔细研究每个案子,就像一名年轻黑人只因为提炼了少许的可卡因,就被归类成毒贩,判刑16年半,在霍普伍德的帮助之下,这名黑人减刑超过10年。

  由狱中的经历,霍普伍德深深体认到美国司法体系的问题,不但判刑过重,而且标准不一。他认为,除了对那些最危险的罪犯,判刑超过5年根本不合理,由于判刑过重,监狱不但无法让受刑人改过向善,反而让他们变得冷酷无情,失去了重新作人的机会。霍普伍德在狱中最欣慰的就是,经由他的帮忙,让狱友提早出狱回家。

 

霍普伍德2012年他所出的自传《法律人:我的抢劫银行、赢得最高法院官司和找到救赎的故事》封面。网路照片

 

  结婚、重新上大学、当律师、获教职

  霍普伍德2008年10月出狱, 33岁的他迫不及待地想要重建他的人生。他知道没有人会乐意雇用罪犯。他想要结婚并且上大学,但是没钱。就在他做洗车工的时候出现了“贵人”──由于瓦克斯曼的大力推荐,一家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Omaha)家庭经营的法律文件印刷业者同意雇用他,来帮忙处理最高法院上诉状业务。“如果这件事没发生,现在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说。

  2010年2月8日《纽约时报》刊出他的故事后,演讲邀请如潮水涌来,还有出版社邀他写书,2012年他出版了自传《法律人:我的抢劫银行、赢得最高法院官司和找到救赎的故事》(Law Man: My Story of Robbing Banks, Winning Supreme Court Cases, and Finding Redemption)。尽管如此,由于他有前科,要念法律研究所困难重重,幸好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给他全额奖学金(由比尔·盖茨基金会所提供)让他无后顾之忧,因为那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在他进入法学院的第一天出生。

  就在他出狱的三年监管期满两个月之后,有一天他在法院电梯碰到了他以前的假释官,把假释官吓了一跳。但是这次他到法院不是要向假释官报到,他是来工作的,在法院实习,担任法官的书记。

  当他在华盛顿大学一天苦读10小时之余,他常常怀疑:完成学业之后,能不能获得律师执照?会不会因为有前科而遭拒绝?2014年9月华盛顿州最高法院经过很长时间的听证,一致批准了华盛顿州律师协会品格和适任委员会的推荐,同意霍普伍德参加律师资格考试。2015年4月他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宣誓成为律师,由挑选他当书记的华府巡回法院法官监誓。

  2015年他获聘成为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研究所讲师,今年升为教授。超现实的一幕仍在继续。最近霍普伍德和他的前刑事辩护律师连手到最高法院出庭辩论;他也和当初判他入狱的法官科普夫碰面了,他们两人共同出席一场学术座谈。对两人来说,这是一次非常令人激动的会面。科普夫对霍普伍德的转变表示震惊,他说;“我的直觉认为他是社会败类,我的直觉错了,霍普伍德证明我判刑的直觉太糟糕了。”科普夫送给霍普伍德一件对他来说有重大意义的礼物,那是科普夫担任律师时,一名辩护被告亲手做来送他的皮制公事包。科普夫说,这是对霍普伍德成就的肯定,肯定两人都在追求正义。科普夫说出:“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对你补偿,‘好好干,继续做你目前所做的。’”

  入狱亲身经历 倡导改革刑事制度

  霍普伍德现在41岁了,仍然为他过去的罪行感到内疚和后悔。但他天生是乐观主义者,他无法改变过去,只能改变未来。他大力倡导改革刑事审判制度,尤其是量刑和狱政的改革。2014年他在故乡内布拉斯加州首府林肯一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简称ACLU)赞助的活动上演讲,说:“我们把太多人投入监狱太久了。他同时反对单独监禁,他曾被单独监禁了5星期,感觉好像5年。“单独监禁让健康的人变得精神有问题,精神有问题的人变得无可救药。”

  他拒绝一家法律事务所年薪40万元的邀约,情愿留在大学任教,希望能发挥更大影响力。从乔治城大学校园就可以看到国会的圆顶,多数日子他也常常经过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他还是觉得他的故事还不算成功,他认为要等到国会通过刑事制度改革法案,对他来说才是真正成功的一刻。

  (编译自WashingtonPost.com、JournalStar.com、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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