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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人口述实录147】从牛仔到银行家 ——孙启诚跌宕传奇的人生(图)

Nov 13, 2018, 02:02 AM
年轻时候的孙启诚和太太及四个女儿。

年轻时候的孙启诚和太太及四个女儿。

  今年83岁的国宝银行董事长孙启诚,童年时经历过日本侵华,来美国后在家族农场当过牛仔,毕业后进入纽约大公司从事财政分析,后来转行当律师,又创建国宝银行,晚年国宝银行被刑事起诉,经过数年缠讼最后打赢官司。孙启诚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在最近一次专访中 ,他娓娓讲述起自己的人生故事——

  ■ 侨报记者 林菁

  父亲开猪鬃厂出口美国

  我父母籍贯苏州,我1935年出生于上海。1937年日本侵华,我父亲到重庆避难。我父亲开一个猪鬃厂,产品出口到美国,二战期间猪鬃在美国属于军用品,猪鬃可以制成刷子,例如,海军用来油漆军舰的刷子,短猪鬃做成的刷子,则可以用来清洗发烫的枪管。

  我父亲的猪鬃厂叫新华猪鬃股份公司,设在重庆,有1000多名工人,地点在重庆南岸的觉林寺旁边,那里有座佛塔。

  我父亲名字叫孙瑞麟,他是个孤儿。他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养不起他,把他送给伯父当儿子。我父亲的伯父娶了个青楼女子,我祖父生前很不喜欢这个女子,对她态度不好,所以当我父亲过继给伯父伯母后,伯母就虐待他。伯父伯母还收养了一个女孩,我父亲只能穿这个女孩穿过的衣服,他觉得很受辱,三次想自杀,有一次差点跳河自尽。

①年轻时候的孙启诚和太太及四个女儿。
年轻时候的孙启诚。

  我父亲后来很同情孤儿,在重庆时他把钱捐给孤儿院,我保存了一张老照片,我父亲和重庆市救济院院长,以及900多个孤儿的合影。当这些孤儿长大了,我父亲让他们到工厂里来实习。

  我母亲是苏州人,她第一个丈夫是秀才,秀才家开米行,有一次发洪水把米冲走,米行倒闭,秀才结婚一两年便去世了,我母亲和第一个丈夫生了一男一女,她嫁给我父亲后,又生了几个孩子,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一个弟弟。

  童年迁往重庆避难

  我两岁时,我们搬到重庆,重庆是山地,日本军无法像攻占上海那样攻入,所以用飞机轰炸。我们小时候总是不安定,常常遇到轰炸,飞机要来时会挂黄球,飞机来了挂红球,警报响起,我们要跑到防空洞躲起来。重庆有三个防空洞,有一次日本受汉奸指引,把炸弹丢在一个洞口,死了几千人,幸好我当时躲在另一个防空洞。

  我内人的父亲是空军,他曾经打下6架日本飞机。美国扔了第二颗原子弹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很高兴,买鞭炮庆贺,我那时候约10或11岁,高兴得跳起来,好多年我做梦梦见自己高兴得在空中飞。

年轻时候的孙启诚和太太及四个女儿。
年轻时候的孙启诚和太太及四个女儿。

  接着,国民党退了,共产党进来了,我父亲的工厂第一次罢工,我父亲对工人说,大家好好做工,一起有饭吃,后来罢工很厉害,警察拿着机关枪来维持治安,我父亲觉得不能留了,就离开重庆。我们先到汉口,然后到上海,呆几个月后到广州,广州呆几个月后,国民党军队败了,真是军败如山倒,1948年我们去了香港,住了两年多,1950年朝鲜打战,我父亲害怕中国政府要攻香港,我们就跑到美国来。

  在爱丽丝岛扣留三个月

  1951年,美国还有《排华法案》,我们在美国暂时呆了3个月,就去了巴西,在巴西呆了半年,巴西接受移民,然后我们申请学生签证来美国。1952年我到美国,当时虽然拿着学生签证,但移民局认为你的目的是要留在美国,我和3个哥哥姐姐被扣留在爱丽丝岛3个月,等待审堂。

  当时我母亲和我两个兄弟留在巴西,他们在等我父亲的绿卡。我父亲以国际商人身份,通过Treaty Trader申请特别移民,二战时我父亲跟美国做生意,对美国有贡献,因此申请这类绿卡。

  在爱丽丝岛,100多人关在一起,审完堂,移民局放我们出来。1964年我从法学院毕业,拿了执照当律师,帮很多中国人办身份,我那时很有名,我到移民局打官司,管爱丽丝岛的特别审查官还记得我。

  在佛罗里达农场当牛仔

  我到美国后,到加州读初中,一年后回到纽约,我母亲生病,不久去世了,我在纽约读完高中,然后回佛罗里达读大学和硕士,在那里生活了7年。我父亲当时有5个小孩要进大学,他想找一个花费不太高的地方,就去了佛罗里达大学所在的城市。

国宝银行纪录片《小可入狱》海报上孙启诚和两个女儿。(所有照片均孙启诚提供)
国宝银行纪录片《小可入狱》海报上孙启诚和两个女儿。(所有照片均孙启诚提供)

  我父亲买了1200亩地,养了1000头牛,有3个牛仔,我管理牛场,我头一次去农场,牛仔正在把牛集中到一起,每头牛要经过一个闸,兽医从牛身上取血液样本检查有没有患TB(结核病)。我问牛仔,为什么要把牛赶到一起?他们不耐烦地说,要检查牛有没有TB。他们说,你要赶牛吗?你首先必须会骑马。

  我那时18岁半,他们看不起我,我心里感到不顺畅,第二天,我又到牛场,我说你给我一匹马,我骑了上去,骑了3天,自己学会了骑马,但走路痛得不得了。这一来,我在农场管理,那几个牛仔也服了我。

  农场很辛苦,文革把人送到农场劳动,觉得劳动很辛苦,我更辛苦,我赶牛回来,吐出来的口水都是泥和灰尘,到牛圈里一身都是牛粪,在冬天,牛没草吃,要种燕麦oats,9月耕田,我在105度的天气里开拖拉机耕田。

  350亩地,105度高温,我亲自耕田、播种、施肥,先要算好多少费用,可以出多少oats,可以养多少头牛,这是劳其体肤,你要预算,这是劳其心志,种下之后,靠天求雨,从10月开始没有一滴雨,直到明年2月才下雨,种的东西只长了一点点,所有东西损失了,牛没有草吃,很瘦,你要拿干草来给牛吃。你累得要死,叫空乏其身,最糟糕的是行拂乱其所为,经过这么多辛苦,好像在沙漠里走过一段时间,你才能接受面对世界的困难。

  进大公司从事财政分析

  在农场呆了7年后,我想回纽约读法律。但我父亲不赞同,他希望我留下来帮他。我只好向朋友借了230元,1960年到纽约来。我们家农场,后来休耕种树,过了20多年,树长大,把树卖掉,土地也卖了。我父亲娶了一位太太,后来回去香港定居。

  读法学院,好的学校如纽约大学,学费很贵,一个学分要50元,总共要修80个学分,布碌仑法学院一个学分才20元,我就去了布碌仑法学院,用4年的晚上读完学位,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没有休息,回到家里要读文件,我经常在地铁里做这些功课。我当时在大公司工作,有时候太累了,到厕所里休息20分钟。

  第一个公司是通用电话,是现在Verizon的前身。那时候在大公司做,没人管,你不做事也没人知道,我觉得很乏味。我发现这个公司有个缺点,它有20个分公司,每个分公司都有很多钱,我觉得应该把钱集中起来,利息会有100万。我写了个报告,我上司说,你要把我的名字也写进报告里,我以为上司会给我加薪,但一年后才加15%,两年后,我对薪水不满意,就离开了。

  接着到印刷杂志的McCall公司,我做财政分析,发觉它的印刷部门每年要亏本,原因是没有利用好人工,我提出很多建议,财务长表扬我,但商业印刷部门副总裁对我说:你的职位取消了。我想,因为我指出他的部门有问题,他不高兴,所以取消了我的职位。

  我接着到Crowell Collier Publishing公司,副总裁很看重我,他说要我当他的助手,问我要多少薪水,我们中国人比较谦逊,我要了3倍于我的现有薪水。在这个职位,财务长的报告都要我审阅。一年半之后,副总裁要离开,他说要让我晋升,让我去公司属下一个公司做财务分析部经理,手下有16个人。我当时刚从法学院毕业,想去试试当律师一年,看怎么样,如果不行再回来公司做。

  到唐人街开律师楼

  我去了一家大律师楼,做了两个月后,跑到唐人街自己开业,唐人街很欢迎我。虽然我会讲广东话,但我是外省人,不是台山人,当时唐人街大部分是台山人。不过我高中毕业时,到过唐人街拜虎爪派伍师傅为师,他的徒弟称呼我为师伯,所有我在唐人街结识了不少人。

  我做了20年律师,办案办得很好,在唐人街很红。移民局要驱逐人,已经把人送到夏威夷,最后被我拦阻回来。有一天,一个意大利人找我,说他有个家属进监狱,是黑手党,将要遣送回意大利。他说:“我知道你很能干,只要你让他留下3个星期,让他与家人有3个星期的时间团聚,我给5000元。”那时候5000元是很大一笔,但我没接下那个案子。

  来唐人街时,我的志向是成家立业,要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我们那一代人看到许多少数族裔领袖,例如马丁·路德金,一生为事业奉献,因此觉得要为社区服务。

  我帮助唐人街争取到儿童培护中心那幢楼留在社区里,当时培护中心拿政府钱,但办不好,政府没收了楼宇,准备拍卖,我听到消息,我说这个房子应该属于唐人街,我找了一位很有势力的民主党领袖帮忙,他也是我的开爷(教父)。他问我,你与这件事有无私人关系,我说一点也没有,他说明天他会叫人打电话给我。最后政府没有拍卖房子,我又找到东方银行,让东方银行贷款20万给中华公所,中华公所把楼房买下,办了现在的儿童培护中心,现在这栋楼值好几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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