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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人口述实录101】卢美旭:从沈阳到纽约的大提琴之旅

July 11, 2017, 01:11 AM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作为一名85后的旅美大提琴家,卢美旭坚信音乐之于心灵的力量。十二岁便从家乡沈阳到北京求学,她先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波士顿大学音乐学院、纽约曼尼斯音乐学院,并获得最高级别演奏家文凭。她不单是一名出色的青年女大提琴家,多次受邀在林肯中心、卡内基音乐厅、联合国总部、华盛顿国会山庄以及美国南方各地巡演,她的求学经历和心路历程也让人感受到年轻一代留学生的拼搏与奋斗精神。

  ■侨报记者 管黎明

 

 

  大提琴 — 美丽的意外

  我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父母都不是搞音乐出身,但幸运的是他们都很喜欢音乐,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全力支持我学习音乐。幼儿园的时候,大概是从电视里看到了小提琴,我就一度非常迷恋小提琴,总想象着自己穿着白纱裙子站在草地上演奏小提琴的样子,觉得特别美丽优雅。但当妈妈带我去见小提琴老师的时候,我竟然被说因为是“螃蟹爪” — 不适合学习小提琴。我特别失落,回家差不多哭了一个多月。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时那个老师所谓“螃蟹爪”到底是什么。

  就因为一直有这个内心深处的遗憾,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跟着学校里的钢琴课和音乐课努力学习音乐,因为在课上表现突出,老师经常让我参加学校里的晚会等文艺活动表演钢琴节目,而且我那时小小年纪就被选出作为指挥,带领全年级的合唱团参加合唱比赛。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我不仅喜欢音乐,也可能很擅长音乐。

  大提琴是我妈妈从小就非常喜欢的乐器,但父母那个年代家里孩子很多,也没有条件学习西洋乐器。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一个正在学习大提琴的我妈妈朋友的女儿,我接触到了我人生中的大提琴启蒙老师 — 李荫华。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跟妈妈第一次去李老师家的场景,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因为是第一次见老师,所以李老师想用钢琴测试一下我的乐感、音准和节奏怎么样。 因为有了以前被小提琴老师说“螃蟹爪”并拒之门外的经历,从来没有接触过音乐的妈妈坐在一旁也显得格外紧张。紧接着李老师弹了很多单音、双音、节奏、旋律,让我哼唱模仿,但因为她没有一句评语说给我们听,而是一直不停地对我做各种测试,一开始还满怀信心的我也被焦虑不安和一直在一旁偷笑的妈妈弄得精神紧绷。不一会过后,我就边唱边哭了起来。李老师见状马上停下来询问我怎么了,妈妈也过来安慰我,我哭着说:“我妈妈一直在一旁笑我,您也不理我,我是不是都唱错了啊?” 这时候老师和我妈妈都在一旁大笑起来,我才知道她们都是因为惊讶一个没受过系统音乐训练的小孩,居然还挺有音乐天赋。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被李老师正式纳为门下弟子,开始了大提琴的学琴之路。那一年,我七岁。

  从沈阳“移民”北京 

  因为启蒙老师对我在音乐方面天赋的肯定,我在业余学习了三年大提琴之后,在小学四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就从普通小学转学到了沈阳市专门学习音乐专业的乐府小学,从此开始了我到目前为止长达二十余年的音乐专业的道路。    

  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在美国生活多年的旅美华人大提琴家成立了一个“天才少年儿童班”,回国招生,想带一批有天赋的音乐苗子去美国留学,很幸运的我被他看中并招收进了他的学校里。当时一起被录取进去的除了我以外,还有后来以钢琴出名的王羽佳和拉小提琴的杨天娲等。那个时候我就只身一人去了北京,为一年以后的美国留学做英语和专业的双重准备。但当时我只有十二岁,以前从没离开过家,所以去北京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生活学习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现在回头看看,那一年在北京的学习和生活其实给了我和父母一个很好的测试如果下一步到美国留学会怎么样的机会。在北京一年之后我们都觉得还是不要这么小就出国留学比较好。

  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因为已经从沈阳来到了北京,打破了原本想考沈阳音乐学院附中的计划,我也就因此重新设定了新的更高的目标,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经过几个月紧锣密鼓的专业和文化课备考,终于迎来了考试的日子。学音乐的人最在意的就是双手的保护,结果好巧不巧的,我就偏偏在考试的前几天把左手扎伤了。弦乐演奏很讲究手指触弦的灵敏度,因此也就不能带创口贴,只好硬着头皮咬着牙也得上。其实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比大学还难考,因为跟大学相比录取的人少,而且因为年龄小也就更能分辨出水平的高低。对于当时大提琴专业学习还不到三年的我来说,相比那些音乐世家从三岁就开始学琴的考生来说,我其实并不占优势。面试的压力又赶上左手受伤,可想而知我跟家人的压力有多大。据我妈妈后来说,我考试当天她的心情可以用龚琳娜老师的《忐忑》来形容  — 从我进大门的那一刻起,她就站在操场上一动不动地等着我出来,眼睛也不敢眨一下地盯着门口,生怕错过看到我出门时那一刹那的表情,因为她想通过那个来判断我考得如何。

  结果我也还算是抗压型选手,临场发挥得不错,争气地考入了当年仅有的五个大提琴专业公费名额,并且文化课和视唱练耳也都是当年全年级考生里的名列前茅。就这样,经过几番周折辗转,我终于在2002年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并在之后的2008年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大学,师从现在的附中校长,同样也是大提琴教授 — 娜木拉老师,开始了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十年的大提琴学习。我也荣幸地成为了当年沈阳市乐府小学里第一个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直到毕业后的很多年里,依然能在招生期间看到贴出来的大红榜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

  随着我去北京上学和我弟弟的出生,我的父母为了更好地照顾我们,并且让我们有机会受更高水平的教育,我们家也从沈阳“移民”到了北京,他们也开始在北京经商来发展事业。

  在北京学习生活的十年给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不仅在音乐上让我有了更全面的发展,也让我在青春期最重要的十年里,与北京培养出了像“家乡”一样的深厚感情。我很感激我在北京遇到的所有老师和同学,如果没有这十年在北京的学习打拼,我不会走上今天的音乐之路。因为坐拥着中国最高音乐学府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也让我能有非常多的机会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古典音乐大师们,学习他们带来的最高水平的音乐演出和教学。

  留学美国 重新认识大提琴

  从小我就有一个美国梦,尤其是学了这么多年的古典音乐,更觉得应该来美国看看。如果说去北京是给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那来美国就是给我的人生敞开了一扇门,让我从真正意义上加深了对音乐的理解。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2012年,终于有机会让我多年前夭折的出国计划得以实现。

  2012年2月13号,这一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我跟妈妈两个人,两个行李箱,一把琴,一起来到美国,一共跑了五个城市面试考学。学大提琴的人都知道,琴跟人一样,都必须要买票的,不然托运之后如果琴坏了,不仅没处说理去,考学也就全泡汤了。所以这一趟国际国内飞下来,光是我们“三个人”的机票钱就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我真的很感恩我父母对我在学音乐的道路上金钱和精力的投入。

  讲到给琴买票的事,还有个很好笑的事。我经常形容我跟大提琴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婚姻”,相知相识相恋二十年有余。所以我在给琴订票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感性地把琴的“性别”选择成了“男性”。没想到,随行的大件行李必须跟主人性别一致,结果就因为这一个乌龙事件,导致尴尬地让机场工作人员不得不耗费一个小时来帮我修改大提琴的性别。这也是时隔多年后我才发现的真相,原来我的琴是一个“女人”。

  经过20天里一站接着一站的紧张面试,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美国留学。当时我面试了5所学校,最终选择了给我最多奖学金的波士顿大学,也有幸遇到了待我像女儿一样,又长得像圣诞老人一样和蔼慈祥的大提琴教授 — Marc Johnson先生。遇到他绝对是我人生的一大财富。我从他身上不仅重新树立了对古典音乐和对大提琴的认知,他也为我独自一人来美国后的过渡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置身纽约 经历生死离别 

  生离死别,是人生最大的无可奈何,逃不掉,也改不了。在美国生活的这五年里,我经历了3次身边的人离我远去。一个是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中的遇难者,一个是我在波士顿大学时我最爱的导师,另一个就是把我从小一手带大的外婆。

  都说美国不安全,平日里倒也没觉得,反倒觉得美国人蛮友善的。但在波士顿的两年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百年不遇的暴风雪,一个是马拉松爆炸案。爆炸案里唯一的中国遇难者,是跟我一样的一个沈阳女孩 — 我俩在音乐学院都选修了钢琴课,平时她也跟我去同一个教会,我们就这样因为有很多的共同点而成了朋友。但没想到本来是一个波士顿地区热闹欢庆的日子,却成了我们从此永别的日子。

  第二件事就是教授的离去。当我距离在波大还有一个月就毕业演出的时候,有一天夜里我刚要准备睡觉,却突然接到了来自学校系主任的电话,通知我们所有同一个班的学生,昨晚我们的教授因为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了。教授突然离去,不仅让我们整个班里乃至学校里的所有认识他并且热爱他的教授和学生们悲痛不已,也让我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 — 就是我即将一个人独自面对接下来为了另一个学位的考学和毕业音乐会的准备工作。

  从波士顿大学顺利毕业后,我来到了美国的中心 — 纽约,攻读我在美国的第二个学位,也就是最高级别的演奏家文凭。在纽约毕业之后的一年里,本想在收到移民局的工作许可(EAD工卡)之后回国休息一段时间,见见家人和朋友。结果,人要倒霉的时候,真的是喝口凉水都会塞牙! 因为我搬家以后在移民局的网站上更改了地址,移民局却没有仔细核对我的新地址,而是把我的一新一旧两个地址掺杂在一起,写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地址。也就因为这个,我的工卡反复四次被邮寄到了错误的地址,这也成了我毕业之后在纽约最惨痛的经历和噩梦般的回忆。本来应该在八月初就收到的工卡,结果在第二年的二月份才收到。没有收到工卡,就意味着我不仅在美国不能工作,也不能离境,否则就无法再回来。我因此错过了中国爱乐乐团邀我一起与团员北美巡演的机会;因为迟迟没有收到工卡,我就没有办法更新我的美国驾照和保险,因此被警察叔叔开了罚单;也因为迟迟没有收到工卡,我就没能在外婆去世前,见到她老人家最后一面。

  一个独自在国外生活的女留学生实际上会遇到的困难,远比想象得要多很多。除了繁重的课业需要耗费大量心血外,很多像做饭、洗衣服、做家务等等这些基本的独立生活能力也需要被瞬间培养起来。还有一年一度的找房子、搬家这样的“年度运动大会”,更让人吃不消。但却几乎让我变成一个壮汉。

  那些家人不在身边的数不尽的“孤单寂寞冷”的日子,更是留学生活的常态。有一天夜里,我发烧到40度,家里没有人,也没有药,我浑身疼痛无力到根本无法出门买药,大半夜里也不知道该找谁来“救我”,只好一个人咬牙挺着。头疼导致我昏昏沉沉地一会儿睡一会儿醒,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当时想假如我就这样突然死掉了,会不会根本没有人知道?大家会在过了多久之后才发现我?在国外的留学生本就都自顾不暇,又有多少人会来额外地关心我到底出了什么状况?其实一个女生在国外遇到像这种无助泪崩的时候有很多。

  投身公益  用音乐传播正能量

  我一直觉得,音乐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的的必需品。音乐也不仅仅是娱乐大众的工具,它更是可以让人心与心之间贴得更近的媒介。

  从2008年我上大学开始,我就已经与很多国内国际的知名慈善福利机构合作演出并作为乐队的管理者组织各类大型艺术活动,其中包括壹基金、英国关爱儿童中心、法国盲童学校、北京太阳村等。自2012年来到美国以后,我也没有停止慈善音乐事业的脚步。我跟美国多个慈善机构合作,接连数月进行多次全美巡回演出,并用音乐来为这些机构募集善款,其中受益的机构包括海地震后救灾机构、妇女基金会、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中心、妇女儿童避难所、退伍军人医疗机构、海洋鲸豚生物保护组织、敬老院、孤儿院、医院、监狱、少管所、学校、早教中心,教堂等。演出的足迹可以说遍及美国几十个州、郡和市。

  在众多慈善演出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路易斯安纳州一个监狱中为重刑犯演出。那一次的经历着实给了我全新的人生体验。第一次踏入监狱的“舞台”,我内心非常忐忑紧张。首先,进门安检的时候,除了身份证件,任何与演出无关的个人物品都不得入内,身上的携带品甚至耳环、项链等也要一并取下。经历了层层安检,终于进到监狱内,我又感触良多 — 从小学琴的我们一直呐喊没有自由,那正是当我们还有自由时的叛逆,当你看到面前的人们真的没有自由时,你才明白自由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兴奋、紧张、释然、同情,是同一时间夹杂在一起的复杂情绪。

  演出进行得非常顺利,观众们也非常热情,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但由于现场用安全锥在观众和表演者之间架起了一道“围墙”,结束后,观众们无法像往常演出一样涌上前跟我们握手或打招呼,而是上来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事先经过狱警同意,甚至很多人真的就站在安全锥外围跟我们说话,没有一个人敢踏进来半步。

  为了不让想上前来打招呼的人感到尴尬,我决定走出那道围栏,向观众们表达自己的谢意。当时的我没有一丝刚进大门时的紧张和不安,有的只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想要对他们的热情和激动作出回应的欲望。没有人能体会我当时的心情有多复杂,有难过,有揪心,有感慨…… 更多的是难以置信!同样是人,但这道隐形的墙却清晰地划出了我们之间的界限。我们并不知道面前的这些人他们曾经做过哪些事情,我们来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只是用我们的音乐给他们接下来的人生带来希望,同时也带去原谅。万物皆有裂痕 ,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那次演出我也才明白 — 音乐是分享,不是让成百上千的人认识你,而是让成千上万的人认识音乐。

  今年9月29日,我会在卡内基音乐厅举办我的个人专场音乐会。我希望把自己对中国故土的热爱和眷恋融入到我的琴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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