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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人口述实录91】华人医生傅晨钟的不懈奋斗路

Apr 18, 2017, 01:03 AM

  傅晨钟,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本科生,立志学工科的他,服从分配进入医学院,从此踏上学医的道路。40年来,傅晨钟从中国起步,最后在美国落地生根,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吧!

  ■ 侨报记者 李竑

傅晨钟近影。 (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傅晨钟提供)

 

在诊所里给病人治疗。(侨报记者李竑摄)

 

1992年圣诞节,驻英国大使、中国外交家马毓真来威尔士大学演讲,留学生们都很期待和兴奋,标志性的威尔士大学城堡上也罕见地升起了五星红旗。

 

  首次出国门,差点被遣返

  九十年代初,我正在中山医科大学读在职博士。当时中外交流并不普遍,对读书人来说,出国留学既神秘又期待。“国外自来水龙头打开就是牛奶”,“走遍二十多个州未见到地上有一口痰”,“人家的机场打任何电话都免费” 等传言,让出国更显神秘和美好。

  那时,中山医科大学与英国威尔士大学有个中英联合培养项目,我被导师推荐,并争取到了去英国威尔士大学做一年访问学者的机会。要去英国,我想像的真比去天堂还神秘,充满憧憬。

  由于囊中羞涩,为了少花钱买到便宜的机票,我托熟人在香港买了一张香港去伦敦的单程票。然后我从广州登上飞机去香港,由于是第一次坐飞机,真有登天的感觉,一路都在憧憬和想像着西方世界的美好。但飞到香港转机时,一盆凉水把美梦浇醒,转机口竟然不让我登机!经过几番交涉,才知道因为我是中国公民,去英国必须买双程机票才能登机。我左顾右看其他人全是单程票登机,只因他们不是中国人,一种“华人和狗不得入内”的刺痛感油然而生。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我身上烙下的中国印,想要争辩或表达愤概,都无济于事。残酷的现实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花9500港币买回程票,否则打道回穗。

  临行前,在广州靠托关系才换到50美元,这是我带在身上仅有的零花钱,9000多港币对我来说真是天文数字。况且当时已经晚上8点30分,离起飞只有40分钟,离九龙到启德机场隧道关闭只有30分钟。在香港机场内,人生地不熟如何在三、四十分钟内拿到9000多港币呀!天无绝人之路,身边一位非常热心的陌生台湾小伙子知道情况后,毫不犹豫地帮我投币拨电话,我立即给在香港读博士的一位医学院同学打通电话,毕业10年没见过面的老同学闻讯二话没说,不顾隧道关闭回不去的危险,马上坐出租车从九龙送了9000多港币来。仅凭着电话里的声音和五年同窗的信任帮我买了这张弥足珍贵的回程票,让我在距离起飞只差2分半钟顺利踏上赴英的艰难征途。这次转机让我深深明白,任何西方的机场都没有免费的电话,西方世界的美好,其实并不属于我们,而只有同学和同胞的情谊才是货真价实、终身难忘的。

  帮同胞不成 被疑是同性恋

  1992年7月,我来到了英国Cardiff。Cardiff 环境优美,但从喧嚣热闹的广州来到这个英国西部城市,感觉这里实在太静宓了。在访问学者的别墅里,我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在街边行走,路上形影相吊。在Cardiff Downtown四处转悠半个月,从未在街上见过一个中国同胞。

  有一次,在威尔士大学听课,课间在校园意外遇见了威尔士中国学生联谊会主席徐世烺。我喜出望外,像是久别重逢,与失散多年的亲人相见。要不是因为听课,我们不知会聊到什么时候。自从找到同胞,找到亲人,找到了学生组织,我经常参加学生会的活动,也更了解了英国社会,陌生和孤独也就渐渐地消失了。

  后来,了解到徐世烺在完成博士后获得了著名的德国洪堡奖学金(Humbadt Fund Award),赴德进修前还有二、三个月找不到房子住,想到我就一个人住,觉得好奢侈,于是当即邀请徐博士一起住。但他搬进来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医院行政管理部门约去谈话,院方办公室人员说怀疑我是同性恋。因为,在英国只有同性恋,两个男的才住在一起。

  当时我听了以后觉得非常震惊和可笑。西方对中国人的习惯不了解,而我们初来乍到对西方的观念和习俗全然不知,才会产生这么大的误会,因无法沟通和说明,我只好让徐博士搬走。没想到文化的隔阂,竟会产生如此大的笑话。

  迎中国外交家 在英国被监视

  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是西方世界提倡的,但有一天我们遇到的状况至今都让我大惑不解。1992年圣诞节那天,联谊会要开Party,恰逢那天当时的驻英国大使、中国外交家马毓真来威尔士大学演讲,留学生们都很期待和兴奋,标志性的威尔士大学城堡上也罕见地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因为我会写写画画,联谊会主席吩咐我去布置晚会会场,其他同学去听报告。虽然很委屈,但只能从命了,于是我一大早来到联谊会集中地,一行四人上车出发前往会场。来到晚会会场门口,我下车,他们仨继续开车去报告会会场。谁知,他们一下车,就被几位便衣拦住,盘问刚才上车时车上明明4个人,怎么现在只剩3个了?便衣要求必须告知他们另一位的去向,否则要带他们离开。这着实让他们仨惊出一身冷汗,原来,我们被人监视了。也许便衣后来真的看到我在画圣诞老人,布置party会场,这才免了他们的麻烦。 

  因为这次经历,我们都格外警觉。后来大家发现,学生联谊会的地点橡树街(Oak street)51号一直有人监视,从51号进出,总能发现有人站在外面的墙角处,探头探脑。其情其景真如侦探电影情节一般,我们都戏称那里是“51号兵站”。栩栩如生的情境让我再次感受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遇伯乐来美 实验室日子苦 

  由于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我的猝死婴儿心脏传导系统明显发育不良的研究取得了进展,这一结果很快在国际杂志上发表了。这篇论文引起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脏科医生Lagato博士的注意,她来信希望我到美国参加心脏年会,以便探讨有关结果和相关的研究。在她的帮助下,1993年,我完成了在英国的工作,顺利获得了美国签证。

  到了美国,虽然在心脏年会上与Lagato交流非常开心,她对我们研究结果和图片爱不释手,但她所在的实验室因经费原因而无法继续研究。我当时认为回国可能会更有利于继续这项有意义的研究,正准备返回故乡,有一天突然接到哥伦比亚大学Bhattacharya教授的电话,他热情邀请我去他的实验室工作。接到邀请使我感到惊奇,又摸不着头脑,他怎么知道我?后来,来到巴氏教授的实验室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教授是Lagato的同事和实验室邻居。毫无疑问Lagato应该是我在美国的“伯乐”。

  在美国实验室研究工作与英国完全不同,英国人的节奏慢得无法想像,有人形容是“九点上班十点到,咖啡厅里把茶泡,茶还没凉Lunch到,下午茶后该溜号”,而纽约实验室节奏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雇我的巴氏教授是个印度人,他自己作为移民,工作非常拼命,因此也深知亚洲人的能量,每周布置一次研究内容,每晚让每个人汇报进展。我每天早上8点多进实验室,到晚上8、9点才能结束。

  1993年年底的那场大雪,令我至今难忘。那天,我在实验室与巴氏教授讨论工作结果已经是晚上9点,完全没有注意天气预报和警报当我走出在曼哈顿的实验室大楼,纷飞的大雪铺天盖地,地面积雪已经深过大腿,而我当时住在布碌仑康尼岛,地铁在曼哈顿的地下缓慢行驶,在布碌仑downtown进入露天后就停驶了。出了地铁站,我只能徒步回家。在齐腰深的雪地里,深夜爬着滚着往前走,就像当年长征过雪山一样,到家时已是凌晨4点多了。

  那个时候劳动的付出和收入并不匹配。巴教授给我办H1B签证,我当时对薪水也没概念,他说多少就多少。等我去办杰出人才绿卡时,律师非常惊讶,怎么杰出人才的工资比餐馆打工的还低?我想,原因是那时中国人并不值钱,老板只是喜欢中国人的心灵手巧而已。有中国人在实验室意味出成果并且省钱,所以常听到实验室教授们自豪地向人介绍:“我的实验室里有中国人。”实验室有中国人本身就象征着成果,而对在实验室工作的中国人来说只能是辛劳。

  功夫不负有心人,中山医读研究生期间和在英国的学习已经打下研究功底,使我在美国实验室工作如鱼得水。不到半年,不仅我的工资涨到和别人一样,我也很快拿到了杰出人才绿卡,从此就留在了美国。

  实验室工作本已经很辛苦,但对一个学医的人来说,想要成为有执照的医生,必须通过医生执照考试。我边工作边考试,那是双份辛劳。

  中国人做住院医  备受歧视

  经过春秋与冬夏的寒窗苦读,我终于在1998年艰难地通过了医生考试。申请住院医生过程更是受尽白眼,年龄大,英语口音重,甚至太强的研究背景,都成了人家挑三拣四的理由。但天道酬勤,终于在1999年,分别有多家医院为我住院医(internship和residency)的申请“留灯”,给了我“反转”选择的机会。最后我选择了长岛大学医院第一年内科和曼哈顿西奈山医院康复医学三年住院医训练,2000年正式开始了住院医生生涯。

  长岛大学医院里每届招收20多个第一年住院医生,只有1-2个中国人,很受歧视。轮转重症监护室(ICU)是住院医师重要训练项目之一,在ICU,一般头一天早上5-6点进病房,第二天下午4-5点甚至更晚才能下班,36甚至40个小时连续工作,除了吃饭,没有休息时间。这就是美国住院医生“魔鬼式”训练。

  我在ICU训练时,总要与另外两个高年级医生一组,他们都是印度裔。值班时,我们3个人共用一个值班休息间,为了不让我进休息室,他们故意把我的任务加得满满的,任凭我有三头六臂通宵达旦也完不成。这样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安享通宵眠了。有时,我实在太困太累了,只好找个自然饮料售货机旁矮凳,盘腿而息,打个盹。

  由于极度疲惫,脑子总是一片空白。第二天凌晨,主治医师来查房,压根就没把低年资中国医生放在眼里,辟头盖脸一顿提问,空白糊涂的脑子,有时连自己名字都说错,哪能正确回答他突如其来的问题。他听了以后就以非常鄙夷地语气说:“看看,那大概就是中国医学的标准吧。” 身上的中国印又一次被无情地、不屑一顾地掀起。我默默地悲伤,心想:我有错,真不应该连累我的祖国呀!

  后来,随着中国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我到了西奈山医院康复科当住院医生,情形有了明显的变化。

  工作勤奋 获训练部主任肯定

  西奈山医院康复医学是全美顶尖的康复科,训练基地包括西奈山医院、阿姆斯特医院和布朗士退伍军人医院。当我轮转到布朗士退伍军人医院康复门诊的第一天,要不是医生和病人都是白人,我真以为进了中国中医门诊。我吃惊地发现这里的病人排着队等待做针灸和拨罐治疗。为了掌握更多的康复学知识,我利用一切机会向主治医和教授们学习。别人不愿转的辛苦科室,我要求去,别的人不愿值的夜班,我常去替,针灸治疗门诊我也挤时间进。

  那一届,西奈山医院康复科招了7个住院医生,其他都来自哈佛、麻省理工及纽约大学,就我一个中国毕业生,靠着自己比别人更努力,毕业典礼上,训练部主任当着所有人的面点评我的时候说:“这个人是我们的榜样。”

  回想往事,同样的我,一路走来,从因为是中国人差点上不了飞机,到被人监视,寄人篱下,被人歧视,到2004年毕业时,被训练部主任当众表扬,没有了对中国人的歧视感。我认为是改革开放,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了,中国人在海外才会有这样的待遇。是金子,就会发光,但金光若要被人看见,还需要那些人摘下有色眼镜。

  下城医院 中国人背景被认可

  毕业后,在西奈山医院康复科主任、美国著名脊髓损伤专家拉格那申教授和训练部主任斯坦教授的极力推荐下,我得到了纽约下城医院招聘机会。为了表示重视,下城医院院长亲自面试。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面试时院长劳谨(Bruce Logan),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傅医生,我有个非常重要的事请你帮忙,你给我起一个中文名字。”一个院长,一个地地道道的意大利裔美国名医,竟然让一个找工作的医生给他取中国名,足显他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兴趣和重视。

  在下城医院行医过程中,在劳谨院长力荐下,我成了下城医院康复科主任,并成为医生董事会董事。劳谨向别人介绍我时,总是加上一句:“这位是把西方与东方医学结合得很完美的医生。”他把自己的家人和华尔街许多高层朋友介绍给我看病,其中还有好莱坞影星、艾美奖获得者Badalucco 先生和前布什总统的侄弟Walker先生,以及高盛集团高管们。

  最有意思的是Badalucco先生。第一次他来医院看我,一进医院就被粉丝们团团围住,很多人要求跟他合影。有些医生甚至把和他的合影高挂在诊室的墙上,但我始终只把他当成我的病人,而这也得到了他对我的尊重。10多年过去了,他每年圣诞节和中国年都给我发明信片、贺卡。

  更有意思的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浓厚兴趣,让我们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志趣。有次看病时,我给他扎针灸,他问我:“你有没有读过易经?你知道儒学与道学的有何区别吗?”一连串的问题真让人跌破眼镜。一个好莱坞影星,布碌仑土生土长的地道美国白人跟我探讨儒学、道学和易经,好在我读过,略知一二。那时,于丹百家讲坛上《论语心得》及《庄子心得》热播,我也现学现卖了一些,跟他聊得非常投机。为了让我更了解美国好来坞电影中的道学思想,他还送给我几部由他签名的获奥斯卡金像奖原版CD。 

  这就是我走出国门,最后在美国落地生根的经历。这些年来,我体会最深的是“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我觉得,不管多少代移民,中国人在海外的地位,离不开背后的祖国。只有中国强大了,个人的努力,才能被人认可、赞赏并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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