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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人口述实录88】华埠开拳馆 精诚铸武魂 叶永康

Mar 28, 2017, 00:42 AM

  70年代从香港移民来美,带着武侠梦在纽约华埠开启当地第一家龙形拳武馆。80年代提笔当记者,用文字与图片记录帮派乱战与社区变迁。叶永康,在纽约华埠人人都尊称他一声师父。

  ■ 侨报记者 陈辰

叶永康师父于环球小姐活动上舞狮。 (照片均叶永康提供)

 

叶永康师父展示龙形拳。

 

叶永康师父展示功夫。

 

叶永康师父在自己的武馆内练习功夫。

 

采访中的叶永康。

 

叶永康师父一家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徒弟们合影。

 

  香港移民来美

  最难忘的是故乡味

  我于1950年生于深圳市大鹏镇,家中还有两个哥哥。自我年幼时父亲便为了家庭生计跑船远航,而我的两个哥哥也离开深圳前往香港发展。6岁那年,母亲办好了手续随后便带着我和哥哥们团聚。

  初到香港,作为船员的父亲仍在海上奔波,而哥哥们也为了生活在外打拼。因此,我被托付给姑母一家,随他们住在北角的木屋区。那时,我们居住的贫民区对面便是香港的亿万豪宅,那里光鲜亮丽的生活与一路相隔的老旧棚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一家刚刚站稳脚,港岛就在1960年经历了玛丽飓风(Typhoon Mary),我还记得当时我们一家在看了天文台预告后的惶恐。后来当十级飓风来袭时,我们一家只能悄悄的躲在豪宅的楼梯下面遮风避雨。当飓风过后我们再回到家中,发现房子的屋顶已经不见踪影了。1958年,父亲为了让我们过上有屋檐遮风挡雨的日子,只身一人离开香港来到美国谋生活。几年后为家里寄来了钱,母亲在九龙买下了一个堂楼。为了补贴生活,原本不大的房子被隔成了几间出租。我、母亲、二哥及外婆四人挤在一个狭小房间的上下铺过生活。

  我的父亲来美后在面行工作,那时许多华人移民都以“专业人才”申请身份。但是餐饮业当中,厨师好申请,而做“白案”的面行申请则难的多。因此直到1969年,父亲才申请到绿卡,随后就着手开始办理我的来美手续。然而从我出生到19岁一直没有见过父亲,只能靠书信交流。终于在父亲取得身份回港时,我们一家人得以团聚。

  1973年1月,23岁的我踏上了美国的土地,那时候我足足带了三大箱的行李。纽约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冷,从小在亚热带温暖气候中长大的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真正的冬天。父亲和在纽约开出租车的老乡一起到机场接我回到华埠基丝汀街上的住所,放下行李后父亲带我到勿街餐厅吃饭,那里的菜单与香港没有什么区别。烧腊、碟头饭,样样都有,我点了一碗云吞面,结果不仅汤头无味、面软塌塌,硕大的云吞也是有形无味。在吃上面,我感受到已经远离家乡的离愁。

  作为新移民,20岁可以免费进入高中读英文,但那时候我已经23岁了,无奈超龄的我便去了华策会针对新移民举办的英文班学习。为了贴补家庭并且融入新生活,我和许多华人新移民一样,一边学英文一边做餐馆工。我父亲说我戴着眼镜,不适合做炒锅,于是我便在皇后区的餐馆做了企台。之后,我辗转于不同的餐馆做工,其中包括长岛亲戚的餐馆、布碌仑的杂碎馆、新泽西的高档夏威夷自助餐。在杂碎馆工作时我才知道中餐早已在美国变了许多,从讲究色香味俱全的严谨,到面和饭加上洋葱、杂菜炒一炒就马虎出锅,卖相惨淡,味道就更是令人失望。

  圆少年武侠梦

  纽约华埠开办武馆

  我年少时,香港正值武侠热。金庸、梁羽生的小说成为年轻人最喜欢的读物,也给很多人心里种下了武侠梦。1967年,还在读书的我写信给当时的《香港商报》武术专栏表示希望学功夫,让报馆给我介绍好师父。随后专栏回复了我的问题,并介绍了颇具实力的龙形派,于是我便开始拜师林耀桂学习龙形拳。

  1974年我已来美,在华策会读书时认识一个学白眉拳的兄弟、一个学洪拳的兄弟。当时李姓兄弟的哥哥在高云尼医院工作,随后介绍习武的我们去医院活动上舞狮并大受欢迎。当时有人提出不如一起开个武馆,随后我们便在中央街,也就是现在美国华人博物馆的位置开了武馆。三个月的租期,合伙人因为工作时间冲突而慢慢退出,最后留下我周一至周五全职教功夫,周末去餐馆做侍应生,来维持日常生活与武馆各项开支。

  由于华埠武馆威名远播,各族裔想学功夫的人都到了华埠。加上70年代李小龙带动的功夫热盛极一时,学武之风盛行,华埠更是武馆林立,其中包括虎爪派、竹林螳螂派、洪拳、蔡李佛、白眉、咏春、红佛以及七星螳螂派等。我的叶氏龙形拳馆随后搬至坚尼路开馆,因为名声在外且在大街大巷,因此学生不断。期间,我的武馆也曾被当时的帮派找过麻烦,但是每次我们都化险为夷,这也是难得的幸运。当然。武馆也曾接到过不少声称要来踢馆的电话,但最后也没有人上门领教。

  当时叶问的徒弟梁昭鸿曾想借着功夫热,把武术搬上百老汇舞台,将中国功夫发扬光大。于是,几个武教头联手在曼哈顿八大道和40街交界处举办了功夫秀,但两周的演出后由于反响一般便无疾而终,现在想起来觉得十分可惜。

  后来,这股风靡全世界的中国功夫热潮在1980年代中期渐退。虽然在成龙、李连杰的武侠片影响下,曾有过一段时期的复苏,但都是昙花一现,华埠武馆逐步萧条。租金高昂、缺乏场地、学功夫人减少,这些都是武馆遇到的困难。几十年来,我的武馆也搬过几次家,地方越搬越小,租金越来越贵,但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如今,叶氏龙形拳馆每日仍有习武之声传出,我们不仅教授龙形拳,还教广受欢迎的太极拳和舞狮,多年来中外门徒已数以千计。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将武馆关门,因为既然中国传统功夫随着我们走出了国门,我就有义务让它在异国传承。

  其实,我和妻子的相识和功夫也有不解之缘,我第一次见到她便是在师兄弟的聚会上,当时妻子还在读高中。1976年,我第一次回香港,我们再次相遇后便开始拍拖。1977年我们在香港结婚,这是前世修来的姻缘,日子一过便是40年。

  黑帮时代采访

  化险为夷有苦有乐

  起初,华埠帮派的成立是为了自我保护,一致对外,后来就逐渐演变为犯罪团伙,帮派之间为了争夺地方控制权经常乱斗。在1975年至1995年的20年里,华埠帮派林立。其中80年代帮派最为猖獗,包括鬼影、飞龙、东安在内的三大帮派各霸一方。后来还有皇后区的青龙、白虎,闽籍的福清帮,以及越南裔的天煞渐渐崛起。

  而就在黑帮乱斗的时代,我于1977年在香港完婚后返回美国。当时武馆生意难以负荷一家人的生计,于是我便开始寻觅一份稳定的工作。当时华语广播的台长郑心元受人力中心邀请来教编辑和采访,当时许多华裔都是在美出生的一代,懂中文的少之甚少。郑心元便成为了我做新闻的师父,把我带进了新闻行业。1980年,郑心元和几位侨领想办一份地方性的报纸,于是就有了《华语快报》。开报之后我便加入,每日清晨6点上班,从打字做起。大概一个月后,因为人手不足我便开始学做摄影暗房,后来编辑部需要人,于是我冲洗完照片之后就去做了编辑。就这样边学边做,我也越来越全能,到最后采访部需要记者,我便又开始了记者的采访生涯。当时的华埠有8份报纸,我曾分别供职于《中国时报》美洲版、《中报》,在《侨报》周刊开报后我便加入并一直工作至今。

  我当记者时,正值华埠帮派横行的时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华埠,几乎每周都有一两次帮派冲突,还记得第一次报道华青横尸街头的新闻是在1981年。凶案发生在夏天,在华埠的摆也街鬼影帮和白虎帮发生冲突,随后鬼影帮掏出枪向白虎帮成员头部开枪,伤者当场倒下,行凶者逃之夭夭。

  当线人告知消息后,我快速赶到现场,看到死者脑浆和鲜血流了一地,当时的场面让我心里难受,觉得一条性命就这样的轻易被夺去。在那之后,像这样的凶案越见越多,而我能做的就是用镜头和文字真实的报道。记得在地威臣街,一名华青被仇家寻仇而横尸街头,警方给现场尸体盖上了白布。当时守在一旁的同行苦苦等待了数小时,没有拍到死者照片,而我赶到后正碰上警察掀开了白布,我及时的按下了快门。

  多年记者工作生涯里,我并不局限在凶案与帮派这样的黑色记忆里,也有许许多多阳光与开心的回忆。记得1982年环球小姐在纽约举行,我们纽约记者受邀给香港小姐做专访,场地在42街的豪华酒店,一进门便有84个来自各国的佳丽毫不吝啬的在镜头前展现自己的魅力。随后香港小姐等人受邀前往华埠就餐,当时我发现队伍中缺少了新加坡小姐的身影,在得知她缺席活动是因为扭伤脚,懂跌打正骨的我便向主办方请缨去治疗。在组委会同意后,我来到佳丽下榻酒店为新加坡小姐正骨,随后也将我们聊天的有趣内容连写了三篇《我为新加坡小姐按摩记》,很多年过后还有很多人记得这些文章。

  做记者这些年,我采访过许多中美官员,其中包括1982年作为第一次来华埠的美国总统卡特。2006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访美到耶鲁大学演讲,他的专机停在了距大学不远的军用机场。我和我的狮队受邀前往欢迎,当时胡锦涛主席下飞机后与每一个人握手,当时我正忙着给他拍照,他耐心地等我按完快门后与我握了手。

  我做记者已经37年了,期间见证了华埠的浮浮沉沉与风风雨雨。如今,我和妻子育有一儿一女,孩子们也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我很感谢家人对我的支持,未来在退休以后会继续在武馆教功夫,同时也希望带着太太去更远的地方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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