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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人口述实录159】张德超:行走中西,悬壶济世

侨报记者 管黎明     张德超,原籍湖北武汉,出身中医世家,先后在澳门、巴西、华盛顿、纽约等地行医,2000年起定居纽约,创办德誉堂诊所。因医术和医德高超而广为病人称颂。近年来积极探索中医中药治疗肿瘤癌症,创造许多成功案例,受到业界关注。    我是武汉人,1956年生,家里七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五。十岁那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父亲是搞中医针灸的,是武昌中医院的首任院长。文革来了他就被“靠边站”了。好在他人品很好,所以没怎么挨批斗。但是他怕我们几个小孩子荒废学业,所以有空就教我们兄弟姐妹学中医。    我小时候好动,好奇心特别重,从小就喜欢在父亲给人看病的时候站在旁边看,给他做小助手。他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喜欢把我当模特。那时候我最怕他把我屁股脱光了给学生演示找穴位。    当时家里有一本线装的《本草纲目》,我经常拿来翻看,遇到不懂的地方就问父亲。七八岁的时候我也看《李时珍传》。平时我也经常跟着父亲上山去采药,学习识别各种草药。所以我对中医的兴趣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家和中医的渊源说起来话长。我们祖上在清代是开镖局的,祖辈们一边开镖局一边行医。我祖爷爷太爷爷都武功高强,江湖声望很高,一般张家的镖土匪是不敢抢的。小时候听家里老人讲怎么判断押运的东西是不是贵重,只要看挑担子的脚后跟的尘土 —— 如果尘土比较薄,那就是一般的货,如果担子看上去只是水果木材,但是那人鞋子上尘土比较重,那就表示他藏了比较贵重的东西在身上。当然开镖局单是武功高强也不行,一路上黑白两道也都要打点。    那时候他们身上带的都是短武器,像飞镖之类,里面有银粉,打出去,对方眼睛就盲了。我太爷爷有一个腰带,手编的,很宽,很长,缠好几圈,一旦缠到对方脖子上,就可以把人的脖子拉断,他用这个当武器,是他的一绝。后来到了清末民初,洋枪洋炮进来了,武功没用了,家里人就以行医为主了。    父亲是一个非常慈祥的医生,1958年就发明了我们中国的首台感应性针灸电疗机,这个是当时的国际水准,1959年还被列入国庆十周年献礼。这个机器就是利用电感应来进行针灸,对关节炎、瘫痪、肌肉萎缩、小儿麻痹症等等,都很有效。他用这个机器救了好几千人。当时瘫痪和小儿麻痹这些病很流行,每天医院里都有很多人,晚上到家里还要继续看,看到晚上11点。做到满头大汗,他从来没有怨言。有时候农村来的病人,父亲就把小孩子衣服也送给他们,那些病人也也经常送鸡和鸡蛋来感谢。    父亲教导我们,学医要有两个条件 —— 第一要有同情心,不能瞧不起人家;第二,要有灵气,一学就会,一看就懂。所以他在我身上下了很多功夫。他带我从小到大拜访了很多当地的名医,包括一帮穷朋友,很多人是采药的,还有一些卖蛇药的,抓癞蛤蟆提取蟾酥的。父亲非常尊重这些人。他向人家讨教的时候也带上我,让我做记录。所以在家传方面,他下了很多功夫,包括教我采药的规矩,不同的药材要在不同的季节采集,而且用多少采多少,不能浪费。    采药有很多学问,比如黄花地盯(蒲公英),根要越长越好,好的蒲公英,根在地下可以长三米多,往下钻得很深,所以好的蒲公英功效非常强。现在在纽约郊外也可以采一篮子。草本的东西受地理环境影响不大,但有些草药,比如马齿苋,纽约的马齿苋不酸,所以功效就不如国内的。马齿苋对于小孩子湿疹这样的病非常有效,内服一点点就可以解毒。草药的颜色也对应一定的功效,通俗的说法就是白走肺,红走心,绿走肝,黄走脾胃,黑走肾。 故乡求学    我小学读的是武昌四小,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学校,里面有很多以前所谓资本家的孩子。好在我们那个校长张岳云是全国有名的校长,在她的带领下,文革的时候学校一天课也没停。那时候我一边上学,一边跟着父亲学习看病,也经常下乡帮农民看病。    等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去了湖北中医学院读大学。在中医学院学的东西就更广泛,生理解剖,动物实验,都要学。我毕业后跟着我的一个教授王振华在学院里做专家门诊。跟了三四年,后来又跟着学院里的孙国杰教授继续读研究生,学的是针药并用。 移居澳门    后来我1988年去了澳门,当时家里有亲戚在澳门。去了之后在一家医学检验中心做助理,那个中心的老板就是后来做澳门特首的崔世安,他是留美回去的医学博士。不到一年,我又跟着他去了澳门明爱(老人)中心,他们需要一个中医师,我在那干了五年。    民爱中心的老板是个神父,西班牙人。他喜欢骑摩托车,有一次出车祸,被撞断三根肋骨。他跑来找我,说知道中国的跌打很厉害,张医生,我来喝你的苦茶,我也不怕你针我。通常伤筋动骨100天,可是他一个月就好了,又可以骑车了。所以他很感激我,也很佩服中医的功效。    我的骨伤是跟金镇奇学的。他解放前是湖北精武门的掌门人,也是我爸的师弟。他没有子女,晚年得了癌症,我一直照顾他。八十年代中期,那时候我老大刚出生。他临终前我去探望他。他有一个手抄本,上面记了他平生积累的一些秘方,他把这个本子给了我。还给了我两件宝贝,一个是一支桔红色的派克笔,还有就是一个他的图章。因为有些药是有毒的,必须医生盖章,药店才肯卖。如果他盖章,那就没问题。    后来在澳门我决定自己开业,要申请执照。那个被我医好的神父就帮我写推荐信,说“此人医术人品深得我们信赖。”就这样我开起了自己的诊所。一直开到澳门回归前夕。那些年遇到了各种病人 — 妇科,不孕症,肝炎,脱肛,糖尿病,自闭症,中风,等等。后来电视台也请我去做讲座,他们喊我“靓仔医生”。    当时还有位黑社会大佬,他们全家都找我看病。他的一个得力助手,因为家庭纠纷,太太跳楼。结果跳下去没死,可是头皮都划开了。住院后他们把我找了去。当时她的脉已经是游丝,快不行了,就是中医里的“雀啄脉”,意味着病人脾气已绝。当时医院里还在救治,我就偷偷给她喂汤药,用当年老师传的救命方,后来她居然康复了。    当时还有一个病例。有一个朋友,他爸爸中风,很严重,医院说不行了,拉回家,还能吃一点点东西,但是一周都不大便。后来他儿子就来找我,我给他开了一些泻药,“九制大黄”,帮他把肠液通一下。“九制大黄”泻药名声不好,但是救人有用。我本来要他慢慢用,结果他回家一次就给他爸全吃了,搞得满屋子都是粪便。但是他爸第二天就下床走路了,脑血管也好了。我第二天打电话问怎么样了,他说他爸已经上街喝茶去了。 远走巴西    在澳门开诊所开到1998年,本来家庭事业已经稳定下来。可是那一年,我太太跟我离婚。我们中学时就认识,后来结婚,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在澳门开诊所,病人看病抓药,总共也就几十块钱,所以医生赚不到多少钱。我很多时候也收得少。经济上有压力,两个人就时常争吵。    1999年初,我决定去巴西看看。我弟弟在圣保罗开中医诊所。到了巴西,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当地的华人打来的电话,说他一个日本同事,耳朵烂了,他跟那个日本人吹牛说我们中医能治。所以就从当地报纸上找到我弟弟诊所的电话,问我有没有办法应付?结果他那位同事来了,是个日本女的,一来就脱光衣服。搞得我一愣,这是要干吗?她说她以为要全身检查。我让她穿好衣服,发现她耳朵里面已经化脓,又痛又痒又涨。我就用火针帮她针一些穴位。当时就不痛不痒了。后来治疗了两次就痊愈了。    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就来找我。那边有很多日裔移民,有个老太得了带状疱疹,我帮她医好,她带着自己种的菜来感谢我。球王贝利也来找过我和弟弟看病,因为我弟弟一个朋友跟贝利的妈妈碰巧很熟。 定居纽约    在巴西呆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那时候还经常参加佛光山的义诊。后来那边经济下滑,我就想到来美国看看。其实早在1995年的时候,我就办了来美国的签证。我拿的是澳门护照。那时候在澳门看报纸,发现来美国玩一趟来回只要4000澳元,觉得很便宜,就申请了一个5年的签证。可是一直到后来去巴西,我都没用过这个签证。    在巴西的时候,发现美国签证快过期了,我就决定趁过期之前来美国看看。当时我有个在北京开会时认识的医生朋友,吴世华,甘肃人,他在首都华盛顿开业,省吃俭用给家乡捐钱一百万办小学。当时我就想到来美国找他。结果他建议我来美国后马上去考中医师执照,还给我联系了纽约的考点。    考完试我就决定留下来试试运气,在曼哈顿唐人街找了个诊所。诊所主人回国了,要我替他照看生意。当时我初来乍到,病人来诊所看病都是冲着之前的主人来的,没有人相信我。后来就只好慢慢地,一点点赢得他们的信任。    当时我每个周末也去华盛顿那边的一个诊所工作一两天。那段时间也遇到了很多印象深刻的病人,有国会议员,有大学老师,还有911中受伤的国防部雇员。那位国防部的病人在911中几乎与死神擦肩而过,当时的爆炸就在他办公室隔壁。所以经历了这种惊吓,他说自己有点灵魂出鞘。来看病经常嘀咕,我还活着吗?那位议员,当初就是他提出了有关中医针灸合法化的法律提案。    当时在华盛顿还为李连杰的一位师姐担任她的武术学院的医学顾问,给她的学生们看病,治疗各种跌打损伤。 癌症探索    纽约的诊所经历了几年的辛苦经营,一步步扩大,病人也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专注于中医理论和一些疑难杂症,尤其是癌症的研究。    2008年,我哥哥在武汉得了急病,脑溢血。我收到消息当天就买机票回了武汉。当时医院认为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他是脑动脉瘤,做了开颅手术,可是已经没用了。我就给他配了中药,后来又活了一个月。他走的时候只有60岁。他是搞建筑设计的,是湖北艺术中心的总工程师,在自己的行业里很有建树。    从那之后我就越来越关注肿瘤和癌症的治疗。疗效就是我们中医的生命。我们接的病人往往都是人家看过不要的病人,西医没有办法了,才找到我们,所以我们看完也是挺自豪的,你们治不好的,我们就能治。比如乙肝,中医就可以根治,一边把肝的病毒赶走,一边恢复体质,肝脾同治。我们有病人经过治疗后再去检测,表面抗原为零。但他们(西医)老会说你这是个案,不具有普遍性。后来成功的病例多了,他们也不再多说了,也许默认中医的疗效了。    前两年纽约中医界有三位同行离世,其中一位任医生,是我的好朋友。他得了肝硬化,我帮他用三甲散(龟甲、鳖甲、穿山甲)控制了八年,中间虽然有小的反复,但身体总体平安。后来他选择去放射治疗,结果巨咳不止,全身水泡,后来证实他得了罕见的放射病,全世界此前只有23例,他是第24例。临死前4个小时,他儿子打电话给我,我连夜过去,他已经讲不出话来了,早上4点钟走的。    事实上,全世界中医西医都有医疗事故,西医每年单是吃止痛药死的就有七八万,医疗事故死的40几万,但中药有几个扎针死的?中西医各有所长,一定要互补。西医主导了现代医学,但中国人的老祖宗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中医中药,里面有很多瑰宝。中医的四大经典 —— 《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 、《神农本草经》,就是给了我们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机会。但究竟如何运用这些中医典籍,使用各种经方,验方,偏方,都需要摸索实践。千方易得一效难求,看病容易辩证难,辩证容易加减难。中医的经验和精准取穴和用药都十分重要。    我这两年治愈了好几例癌症病人,都是西医已经无药可救了才找到我这里。其中一个7岁的小女孩,父母在云南丽江开客栈,结果这个独生女儿得了脑瘤,家里把钱都花光了给她治病。后来去了德州的安德森癌症中心,没有办法;又来了纽约的斯隆癌症中心,也是治不了。当时她脑子里的肿瘤已经有核桃那么大,全身瘫痪。后来有位在圣约翰医学院工作的牧师去探访她,就建议她来找我。那个孩子是坐着轮椅来的。我用我们自己开发的中药,给她吃了五个月,现在肿瘤已经完全消失了。给她做检测的癌症专家也觉得不可思议。    还有一位拉脱维亚的长期卧床的女癌症患者,她来住了一个月做当面治疗,后来就回家服用我寄给她的药丸,现在已经可以下地给三个孩子做饭了。我们是依据中医和道家的理论,“扶正固本”,根据五行来配药,对癌症“围剿”,用的药成份里面没有一味是有毒的。治疗过程中病人可以随时通过西医检测来监控病情。我们失败的例子也有,手上在治的也有十几例。病人在选择西医治疗的同时,或者西医已经无效的情况下,就可以尝试中医中药。只要是看得见的实体瘤 —— 肝癌,肺癌,胃癌,淋巴癌,胰腺癌,乳癌,都可以尝试。    中医一定要流传下去,向全世界推广;中西医要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单独强调哪一个都是不对的。我去年在罗马举办的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年会上宣读了我的论文《中医里的抗癌密码》,引起很多同行的兴趣。中医作为我们老祖宗的文化遗产和一门科学,我们有责任对它进行更好的研究和推广,把它传承下去。

【百年华埠探秘29】百年前唐人街 英文媒体如何写(图)

  今年是美国第一条横跨大陆铁路竣工150周年,铁路开通后,从西岸到东岸坐火车数天便可到达,而之前陆路需要花几个月时间。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华人大批从排华声浪高涨的加州迁移到纽约。那时候的纽约人对华人相对比较友好,因为纽约的华人很少,其他族裔对华人怀着好奇之心,但是在全国弥漫着排华风潮的氛围下,英文媒体在报道华人时仍然充满着偏见和无知。《纽约时报》记者1880年探访唐人街并写了一篇详细报道,从中可以看出《排华法案》颁布前夕主流媒体对华人的观感。   ■侨报记者 林菁 一百年前的纽约唐人街。 (国会图书馆图)   当时纽约大概只有几百华人,华人区规模不算大,但《纽约时报》文章已经用“China Town”(唐人街)的字眼,来形容这个华人聚居区。华人主要集中在勿街(Mott Street),另外还有些华人在其他地方开洗衣店或做其他生意,未居住在勿街。   《纽约时报》记者一路从勿街走来,从北往南,后半段就是华人聚居区。据记者描述,勿街是一条破旧、住着穷人、肮脏到惨不忍睹的街道。勿街北段坐落着老圣派翠克教堂,它曾经是纽约市最辉煌的教堂,宗教界高层人士曾经来这里出席盛会,如今每逢礼拜天,也有衣着体面的信徒来做礼拜。但一走过这座教堂,环境便越来越差,越往华人区方向走,越破败不堪。   记者写道:“毫无疑问,很多纽约人从来没去过勿街,也没必要去那里,走这条街并不是什么开心事儿。”街上的店铺,一家比一家糟糕,还有酒馆,出租公寓楼里大房间隔成小房间,小到如同鸽子窝。   出租公寓里住着穷人,这些穷人是来自各个国家的新移民,记者特地指出其中最不堪入目的一幢,“那是最糟糕的一幢出租公寓楼,突兀得像一个流脓的疮疤。”   文章继续写道:“你可能来过勿街十来次,都奇怪没怎么见到华人,如果你没去留意几块奇奇怪怪的中文小招牌,你可能都不知道华人逃离加州来到这里。如果在小地方,他们的数量还不算很少,但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他们就像海洋中的几滴水,如果不仔细去找是看不到他们的。”   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华人可能故意保持低调,他们在加州受到欺凌和排斥,无奈之下离开加州,到东岸谋求生路。纽约是个移民大熔炉,同是新移民的各个族裔彼此相对友好,白人对华人不像在加州那样剑拔弩张,因此一波又一波华人乘坐铁路涌入纽约。初来乍到的华人,吸取了在加州的教训,怀着戒备心理,做事非常低调,只想太平无事地在这个新城市生存下去。   记者失望看不到中国人吃老鼠   《纽约时报》记者在辖区分局一位侦探陪同下走访了唐人街,记者问侦探:中国人吃老鼠是怎么回事?只是旅行者带来的传闻,还是真的?侦探说:“这就难说了,我不认为他们在这个国家吃老鼠,你会看到他们墙上挂着老鼠皮,但他们说那是为了辟邪,就像我们把马蹄挂在墙上一样。”   西方一直流传着中国人吃老鼠的传说,这个偏见根深蒂固,以至于《纽约时报》记者来到真实的唐人街,看不到辱华海报上妖魔鬼怪般的华人而感到有些失望。记者写道:“如果人们以为在唐人街会看到佛塔、寺庙,街上走着的人手里提着一串老鼠,那是看不到的。”   记者专门去探访了华人赌档和鸦片馆。当时流行的低俗小说常有关于鸦片馆的描写,且竭力渲染其神秘感和邪恶,当记者来到鸦片馆,看到的却跟想象的不同。记者指出,由于看过太多关于鸦片馆的恐怖描写,人们以为会在唐人街看到巨龙和蝎子,但其实这些东西是没有的。但是文章笔锋一转,语意模糊地说:“就像你听说过的很多事情,到了那里却发现平淡无奇,所以你感到失望,但直到你离开后,才细思极恐。”   猎奇鸦片馆 揣测吸食者心理   大概出于猎奇心理,记者用类似于科普的手法,极为详细地描写了鸦片馆和抽鸦片的整个过程,包括每个细节和所用的每件器具。记者描写了阴暗的屋子里,空气中充斥着难闻的味道,房间里烟雾弥漫,华人躺在床铺上抽大烟。   记者仔细观察了一个正在抽鸦片的华人,并对他的心理进行了揣测:“他好像陷入睡梦中,但显然不是好梦。也许他梦见自己的老家,回老家的机会很渺茫,所以他不是做一个愉快的梦。也许,尽管不太可能,这个可怜的吸鸦片、垂死的男人,正梦见他已经失去的朋友,或愉快的童年,或他的母亲。”   怀着对这位瘾君子的同情,记者写道:“无论他如何无知,或蠢到吸鸦片吸得昏死过去,他醒来时会很难受;如果他能从梦中获得快乐,让他去睡吧。我们轻轻地走,不惊动他,不把他带回勿街悲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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