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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料将通过 《梦想法案》将入州法(图)

纽约州众议院预计将于近日通过《梦想法案》,由于该法案已经在参议院通过,且州长表示支持,因此将成为纽约州法律,这意味着无身份移民学生将可以申请大学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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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人口述实录150】我的美国三十年

在富士山上。   侨报记者 管黎明   廖冰(Bonnie Liao),北京人,1985年来美,休斯顿大学物理系博士,罗格斯大学(Rutgers)金融和系统信息管理MBA。从贤妻良母到兼顾家庭与创业,从创建非营利教育机构的“女强人”,到关注华裔家庭亲子关系及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会工作者,她的人生每一步都诠释了顽强打拼与关爱他人的精神。   我1963年出生在北京,是家里的独生女。我父母出生在马来西亚,16岁的时候回到中国。他们俩从小青梅竹马,长大后组成家庭,非常温馨,充满了爱。尽管我幼年处在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但原生家庭里无处不在的温馨的爱对我影响很大。我从9岁开始,每天6点早起,跟父亲去长跑,因此从小就养成了喜欢运动的习惯。小学当大队长,初中跳级,考上市重点高中,80年考上北大物理系。在大学里参加校长跑队,跑3500米和5000米,尽管跑步成绩不怎么样,但很锻炼毅力。毕业后一年,1985年5月,我申请到美国的休斯顿大学念物理博士学位。 1985年来美与同校中国留学生合影。 找到理想伴侣,建立小家   我刚到美国的那个时候,华人不是很多,学校连着两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是我主持的。等第三年,也就是1988年春晚,系里一个刚来不久的新生跟我搭档主持春晚,他就是我后来的先生。我们从此就开始了穷学生的爱。那个时候就在一家即将关门的店里买了个减价到20美元的小帐篷,后来带着它到各处的公园里度过了很多幸福的时光,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感受到对大自然的爱。   不久先生转学到普林斯顿大学研读机械航空专业的博士,我也随着来到了新泽西,一边开始全时工作,一边继续在贝尔实验室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等到1990年,我们举行了婚礼,请了66位客人,花了3000多美元,充满了甜蜜的爱的回忆。白色的婚纱是先生照着图纸凭着超强的动手能力和想象力亲手为我做的,一直保留到现在,只要保持体形,还可以穿进去。婚后我们去阿拉斯加度蜜月两周,又花了3000多,有一半时间就住在那个20美元买来的小帐篷里。当时尽管没有什么钱,但对彼此的爱是毫无条件和毫无保留的。   那个时候,我们一到周末就出去爬山或划船。新泽西和宾州交界处是美国的一条大河 —— 特拉华河(Deleware River),它是美国唯一一条从头到尾没有水坝的自由奔流的大河。我们把河上所有有意思的河段都划遍了。我工作的FMC Corporation是研究和制造农药的大公司。那个时候,我们有机会在一起讨论和学习大公司里的一些正规管理经验和西方文化,比如如何管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人性化管理,鼓励员工把家庭放在第一位,让员工准时下班,不用加班。我们天天听CBS News Radio,经常去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听歌剧,感觉开始融入美国主流文化里了。我工作的公司推荐员工读Steven Covey的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高效率人士的七个习惯)。我们俩在家里学了觉得受益匪浅,对后来影响很大。 北大未名湖岁月。 支持先生创业,生儿育女   在93年左右,我们读到了刚刚出版上市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本书,读了之后很受启发和鼓舞,让我们觉得也许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生意。于是,1993年当年我们就注册了第一家公司Princeton Optics。当时我们每天早上听CBS News Radio的Osgood’s File,有一天听到一个很成功的老牌公司当初的创建者为公司制定了一套以诚待人的基本原则,尤其是最后一句让我们印象深刻,就跟广播公司联系,专门把这段原文找来,镶在一块核桃木上,挂在新公司里作为鞭策和衡量自己的座右铭 —— “Life is too short. It is perfectly possible to make a decent living without any compromise of integrity”(生命短暂,我们在谋求舒适的生活的同时,完全可以不必以出卖自己的正直为代价)。   1995年初,儿子石头出生。记得有一天我先生拿回来一个10美元的Big Bird形象的八音盒。我一放才发现没有声音。原来,善于钻研的先生已经把它的内部转动装置拿出来,做成了公司第一台简易光电二极管拉伸机!我当时就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这人太有聪明才智了!一定要支持他创业成功!   开始工作以后,晋升比较快,就把三分之一的收入都放到退休金里去了。自己办公司需要启动资金,我们就从退休金里把最高可贷额度借出来,然后每月再从工资里扣钱还。公司需要钱,就再借。当时凭着一种对先生的绝对信任,想着这就是为什么小公司成功的时候会有比较高的回报吧,因为这里面冒的风险太大了。就像走在一条漆黑的隧道里,也不知道是否是死胡同,也不知道是否可以走出去,只能坚持走下去。一直就这样滚雪球似地完全靠自己的资金把公司一点点做大。后来先生说,最难得的支持就是我当年的淡定心态,从来不追问公司的收支情况,不给他压力。而且一说公司需要钱,就立马从自家账户里转过去。其实直到1998年我们卖掉公司,才刚基本实现收支平衡。   1997年,儿子两岁的时候,女儿萝卜半岁,我们没有老人帮忙。我一边坚持母乳喂养,一边全时上班,同时part time读Rutgers的MBA。因为我不喜欢花时间和精力来收拾房间,所以就坚持为两个高中生做数学和物理的私人教师来赚取一些额外的收入,这样就可以雇人来搞卫生。然后晚上有时还要帮公司做帐。先生的持家能力也非常强,他负责做饭,我们配合得非常好,干劲十足。   1998年初,我开始在美林证券做大数据分析和建模方面的工作。我们买了两个很棒的婴儿背架,到周末就一人背一个孩子全家出去爬山。孩子们再大一点,就带他们一起爬,还一起划船。后来我们买了第二条独木舟,专门带孩子去划平静的湖水,还买了更大的帐篷,全家一起出去野营。在1999年和2000年,全家还一起出动前往纽约和费城,支持我跑完了两次26英里(42公里)的全马。 2018年第15届“英华在北京”语言与领导人暑期班。 与英华学生和家长在一起。 建非营利学校,致力公益   不久,我们注册了第二家公司Princetel。先生建议我不要参与公司的经营和管理,以免给员工一种“夫妻店”的感觉,不够正规。那时候两个孩子刚上小学一年级,我把教育家马立平老师的中文教材推荐给了新州的四所华夏中文学校。当时产生了一些办学的新想法,但是觉得不太可能在现有的学校里实现,所以就在2002年5月4日和美林的两位华裔同事创办了非营利的英华语言学校,每周日下午在瑞德大学开课。   新学校针对学生情况分设不同的课程。对那些家里有中文环境的学生,我们全部采用马立平老师的中文教材。但当时也有很多美国人从中国领养来的孩子,他们在家里没有学习中文的环境,我们就为他们开设了CSL(中文第二语言)课程。学校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都是从没有中文环境的家庭来的。他们的教材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想来想去,决定和北卡的凯瑞中文学校合作,自编教材。我还自学制作了多媒体游戏作业,让孩子们的家庭作业更有趣味性和针对性。我经常在白天上班之后,晚上又废寝忘食地忙着设计游戏作业,常常是刚设计制作完,第二天学生就要用了。这些领养了中国孤儿的家庭对这些孩子的爱非常感人,我虽然比较辛苦,但感觉心里很充实,而且做成的多媒体作业很受CSL学生和家长的喜欢,看到自己的努力可以让这么多家庭受益,就更有成就感了。   1998年开始,我的两个孩子的暑假就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到了2004年,我觉得在北京没有一个适合他们的夏令营,就创办了非营利的“英华在北京”语言与领导力暑期学院,简称“英华在北京”暑期班。从那以后,我每年带着20-30位8-17岁的美国学生在北京学习和生活四周,不仅学中文,体验中国文化,还举办情商素质讲座,加强体质锻炼。我们一起跑遍北京的名胜古迹,慰问敬老院的老人,最后一周还到孤贫儿童学校服务。最有特色的是我们每天的感恩教育和集体反思,让很多学生感到在这个暑期班,他们可以有自己成长的空间,有机会锻炼自己的判断能力和领导能力。   我在公司的领导力培训活动中学到很多东西,当时很感慨如果自己能在上学的时候就知道这些东西该有多好。因此,我恨不得能把所有我后来学到的东西都介绍给学生们。但每年离开家四个星期去办夏令营,对我们的小家庭考验很大,我也多次想过不要再办了。但每次听到学生们最后的反思,看到他们的进步,就又感到欲罢不能。今年已经是第15年了。石头已经上研究生,萝卜也快大学毕业了。办这个暑期班已经不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而是为了能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回到2007年的5月。当时看到仅仅在周末学习中文,学生们很难获得很高的中文水平,所以我们又一起创办了非营利的全日制英华国际学校。从幼儿班一直到八年级,小班的老师们全部用中文教学,一年级开始逐渐增加用英语教学的内容。到了五年级,有一半的内容用中文教,另一半用英文教。学生家庭非常多样化,多数高年级学生家里都没有中文环境。我们是新州唯一的一所采用国际文凭探究式课程框架的中英文双语学校。在学校成长过程中,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现在总算稳定下来了。2016年9月我们搬进了在大普林斯顿的新校舍,现有学生近百人。   另外,从2004年开始,我还在PCE Club(父母子女教育俱乐部)做总顾问,通过多年跟家长的讨论和学习,经过积累沉淀,总结出以情商为基础的EQ Parenting的三要素,强调跟孩子的亲子关系,发掘孩子的内驱力,以及接受孩子的不完美。现在,我已经代表PCE Club在全美各地举办了100多场讲座,向家长们介绍这一套家教理念,建立现代亲子关系,培养心理健康的孩子。有很多家长跟我说,他们真希望早几年就懂得EQ Parenting三要素,这样可以跟孩子有更好的关系。我听了就更觉得责任重大,恨不能马不停蹄地跟各地家长去交流。   教育之外,我也更多地去参与支持华人参政的行动。以前只是个人去投票和捐款,现在开始主动组织募捐活动,希望帮助提升华人的参政能力,包括最近刚刚参与支持新泽西NJ-03选区的Andy Kim竞选,他成为了新泽西历史上首位亚裔国会议员。 2018年夏攀登圣地亚哥著名“土豆片”岩石。 学无止境,探寻人生新境界   回头看看,在抚养孩子、服务社区、培养个人兴趣爱好及领导能力等方面都有很多值得欣慰的成长经历,而且跟先生和孩子都从来没吵过架,但如果我再有一次机会重新来过,我恐怕会希望在亲人身上花更多的心思,给予他们更多的陪伴。   华人社区往往重视个人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包括财富和权力,精神与心理健康却长期得不到重视。随着社会大环境的不断变化,这方面呈现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老一代直接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很多移民到美国与儿孙两代的隔阂进一步促成或加重他们的心理障碍。而他们的子女一代,往往因为文革的动荡而没有拥有一个幸福稳定的童年,这使得一些人在成年后易患焦虑症,缺乏安全感,比如表现为容易有较强的控制欲和完美主义的倾向。再进一步,他们的子女,无论是在中国长大的独生子女还是在美国的ABC,也更容易延续这种创伤的效应,被各种补习和学业上的期待压迫得没有自己成长的空间。就像有一种说法 ——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的爱,有一种窒息叫都是为了你好”,很多孩子与父母关系很糟糕,找不到生活的乐趣和内驱力,缺乏自我控制能力,甚至沉迷游戏,离家出走。   我在2017年中从两所学校都退了下来,秋季开始在罗格斯大学的社工学院就读社工专业的硕士学位,为的就是将来能够为华裔家庭提供专业的临床心理健康咨询服务。   我也开始在学校放假的时候,用更多的时间去爬山,终于有时间给自己安排具有挑战性的旅游,到世界各地去登山游览,体验大自然的魅力。2018年5月我在尼泊尔6天5夜完成了Annapurna Base Camp(4130米)的徒步旅行,7月去了日本最高峰富士山(3776米),12月到了台湾最高峰玉山(3952米)。接下来新年1月会去马来西亚最高峰京那巴鲁(Mount Kinabalu,4095米),那里是东南亚的最高峰。我希望不断给自己新的挑战,拓展自己的人生体验。 (图片均为廖冰本人提供)

曼哈顿监狱“坟墓”探秘(图)

  最近,纽约市长白思豪宣布在华埠建一座监狱,一时间民怨沸腾,华人抱怨说,政府向来把不好的东西都塞到华埠,30年前在华埠建监狱,引起华人强烈抗议,但监狱还是建起来了,现在又要把老监狱拆掉,重建一座更大的新监狱,以后华埠的治安会不会陷入混乱呢?   ■侨报记者林菁 1902-1941年的监狱。     监狱建筑像埃及坟墓   其实,早在华人来到纽约之前,现在的华埠一直是曼哈顿监狱的所在地。大约200年前,中央街就建了一座监狱,之后监狱的建筑推倒重建了几次,每次都基本在原址或附近建起来,并且200年来沿用了一个恐怖的别称:“坟墓”(The Tombs)。从警察、律师,到电视剧《Law and Order》,所有人都叫它“坟墓”。它与华埠毗邻,很多人即便经常从监狱楼前经过,却不知道它就是鼎鼎大名的“坟墓”。   1989年到现在的监狱。 (林菁摄)   为什么曼哈顿监狱称为“坟墓”呢?其实很早以前,华埠所在地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池塘,叫Collect Pond,它是纽约人的供水来源,后来由于工业污染,水不再能饮用,政府干脆把整个池塘填平,在上面建了房子给穷人住,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五点”区。   同时,政府也在这里建了座监狱,据说建筑师从埃及坟墓获取灵感,建了座宏伟壮观的埃及复兴时期建筑,花岗岩的外墙和巨大的柱子,外观非常气派,政府给它命名为“正义之殿堂”(Halls of Justice)。虽然是座监狱,但由于建筑雄伟,“坟墓”成了一个观光景点。   这座高雅的殿堂,却从一开始就有厄运的征兆。由于池塘太深,地基打得不牢固,大楼才建成几个月,便开始往下沉,水渗透到地板上,加上采光和通风系统不好,楼里变得潮湿阴暗,透出一股晦暗的气息。可能因为建筑外观像坟墓,里面又阴暗潮湿如地狱,这座监狱从一开始就被称为“坟墓”。   据历史资料描述,走进这座楼宇的大门,进去有个大院,正中间是关押男性的牢房,总共有150个床位。牢房共有4层,第一层关押被定罪的囚犯,第二层关押杀人放火者,第三层关押打架斗殴者,第四层关押小偷等轻罪者,罪行越重关押的楼层就越低。   经过“叹息桥”走向绞刑架   男性监狱有一座桥连接到另一座建筑,这座桥被称为“叹息桥”,因为死囚都经过这里走向绞刑架。在发明死刑电椅之前,有50个人在这里被绞死。   这里关押过很多著名的囚犯,最有名的一个叫约翰·考克。他被判了死刑,行刑前他在监狱里跟未婚妻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后,他一个人待在牢房里,过了不久,狱警来敲门,准备带他去行刑,却发现考克死在牢房里,他用未婚妻偷偷带进来的一把刀捅死了自己。   几十年过去了,“坟墓”监狱的环境越来越差,并且随着纽约人口增长变得十分拥挤,几乎成了人间地狱,政府最后决定把它拆除,重新建一座监狱。1902年,第二座监狱在原址建成。   新监狱是一座有尖顶的城堡风格的建筑,纽约人大概很以它为荣,还把它印在明信片上,至今这张明信片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监狱内有一座封闭的桥连接到街对面的刑事法庭,因此被称为“叹息桥”。   环境恶劣囚犯暴乱   1941年,政府又重新建了一座监狱,新监狱高15层,旁边的另外3幢高楼分别是刑事法庭、高等法院、典狱局等,整个司法机构连成一片。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座监狱也出现了跟以往同样的问题,即环境恶劣、过度拥挤,原本容纳900人的监狱,关押了2000人。1970年监狱发生暴乱,囚犯还扣押了几个狱警作为人质,要求州政府官员听取他们的申诉。   暴乱第二年,纽约法律援助协会代表被关押者对政府提出集体诉讼,1974年政府决定关闭这座监狱。后来老监狱重修,又在街对面建了另一幢高楼,1989年建这幢新楼时遭到华埠强烈抵制,作为一点补偿,政府同意在旁边一块政府地皮上建一栋老人公寓楼。   “坟墓”的绰号一直沿用下来。通常,无论什么人被警察逮捕,都被送到“坟墓”去登记,从被捕到见法官有24小时时限,等候的这段时间他们就呆在“坟墓”里,因此这里关押的基本都是还没被定罪的人。   如果被起诉了,没保释出来和等候庭审的人,会被送去雷克斯岛监狱,那里关了约1万人。位于布朗士郊区的雷克斯岛充斥着暴力、腐败,设施陈旧落后,经常传出丑闻。   现代监狱注重改过自新   白思豪上任后决定进行改革,下决心要把雷克斯岛夷为平地。他跟华人社区代表开了会议,他表示,雷克斯岛是80多年前建的,那时候监狱的功能是惩罚犯人,这与现代监狱的理念不相吻合,现代拘押所应该是为人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   如果监狱拆了,犯人关到哪里呢?白思豪的做事风格是,无论好与坏,五个区都要平等来分担,他打算在五个区分别建一座较小型的监狱,来容纳雷克斯岛的犯人。   曼哈顿新监狱的选址,最初定在中央街100号,华人一听立刻起来抗议,这里距离华埠几栋庞大的住宅楼只有半条街,没人喜欢自己家门口建一座监狱。   多次抗议后,市政府改变主意,决定扩建现有的旧监狱,即白街125号的“坟墓”,可是这座监狱也是跟华埠毗邻,说来说去,监狱还是建在华埠。   新监狱的容量将从目前900人增加到1500人,未来会有更多囚车进出华埠,交通更繁忙,执法人员更多。相信很多人会赞同市长的现代监狱理念,但民众担心的是,相应的管理和保安跟得上吗?把监狱从荒郊野外搬到闹市区里,政府的安全措施准备好了吗?一旦发生逃狱或囚犯暴乱,有什么措施确保不会伤害到附近民众?这些都应该是政府谨慎考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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